与此相对的是，皇太后临朝时，外戚则任大将军﹑车骑将军﹑卫尉等职。除了侍中外，还任平尚书事，从而掌握实际的政权。
也就是说，同样是任武官与内朝官，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外戚独自的权力出现在皇太后临朝下，而非天子亲政下。
第二，作为东汉外戚权力源头的皇太后，是前皇帝的嫡妻。
东汉时期，皇后产下皇太子仅两例。因此，东汉皇后与下任皇帝之间多没有实际的血缘关系，外戚与后任皇帝的冲突也多缘于此。
但是，以前皇帝的嫡妻临朝称制反倒使朝政运作更为稳定。因为，在士大夫豪族政权中，官僚信奉的是儒家思想，在他们心中，皇帝嫡妻有更高的威信。东汉时期，外戚的权力来源是前任皇帝的嫡妻，并以此发挥拟皇权的作用。但是，外戚作为东汉皇权的辅助作用是在皇帝去世之后才体现出来的。在继任皇帝年纪幼小时，政权需要有过渡期之际，外戚的拟皇权力量可以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
外戚却可以让政权交接变得平稳，但当小皇帝掌权后，问题便出现了。
外戚势力太过强大，为平衡外戚势力，皇帝就急需另一股力量平衡，但朝中士族又都在外戚一边，如此状况，皇帝可以依靠的只有常伴身边的宦官。
东汉时期宦官与政，始于辅助和帝打倒外戚窦宪的郑众。自此以后，宦官势力便在东汉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毋庸赘言，宦官权力的根源来自于皇帝。汉灵帝常云：“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可见，宦官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拟血缘的个人结合。
东汉时期的宦官有两个特点，第一，宦官只是皇帝的“秘书官”。
宦官只是作为皇权延伸的工具。即使宦官介入王朝的人事选举，亦不得不依托在皇权之下，无法任意行事。而孙程拥立顺帝的前提是掌握皇帝的诏令，否则无法使尚书为宦官所用。归根结底，宦官只是皇帝的“家内奴隶”。
第二，单超时期开始，宦官掌握禁军。
如灵帝时期的王甫，他拥有令禁军都畏惧的权力。但是，必须被皇帝任命为黄门令在先，只有在皇帝下诏之后才能掌握实际军权，所以，宦官没有掌握脱离皇权独立的权力机构。
即便黄门北寺狱与西园八校尉的出现也未能改变这种状况。可见，东汉时期宦官始终是作为皇帝的“家内奴隶”存在的，是皇权的延伸体。
对于东汉皇室而言，宦官的价值即在于其对皇权的辅助。虽然宦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皇权的统治基础，但是由于他们对皇权的依附性与辅助性，因此，若有威胁皇权的政治势力出现，他们将誓死捍卫皇权，与威胁势力作斗争。
灵帝既欲废长立幼，就不可能去找士族帮忙，所以曾帮他夺回权力的宦官便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灵帝既死，蹇硕便想诛杀何进，立刘协为帝，因何进有所察觉，其事未果。
何进既掌朝政，蹇硕心不自安，乃与诸宦官谋诛何进。中常侍赵胜素亲于何氏，将蹇硕之书交与何进。于是何进诛杀蹇硕，将其所统禁兵悉归于已，由此取得西园八校尉的指挥权。
时灵帝之母董太后图谋参与政事，与何太后相恶。何太后乃使何进奏请将董太后迁出京师归国，又使何进收董太后之弟骠骑将军董重下狱。董重自杀，董太后随之忧惧而死。
何氏除掉异己，执掌朝政，其势甚盛。
而一众宦官，也只能暂避锋芒，俯首称臣。
七月，徙渤海王刘协为陈留王。
中军校尉袁绍找到大将军何进，提议道：“黄门、常侍这些宦官执掌大权已经天长日久，又与长乐太后（董太后）专通奸利，将军应该另择贤良，整顿国家，为天下除害。”
何进深以为然，一场即将席卷洛阳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