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屋还飘在水中，故事怎可以就此结束？那么好的故事，孩子们肯定会设法想知道结局的。
应孩子们的要求，桂爹讲故事的内容转回到船屋上来。
“时间长了，船屋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损坏。船屋底被沉在水底的树枝或湖底沙石刮坏了，屋顶被日晒雨淋风吹腐烂了，铺在平台上的竹折子散架了，这些都要及时修理。
“修理船屋的材料大都还是取自湖里，也有预先准备好的绳索。大家很少用铁丝，那东西容易生锈，而且也太贵，拆下来基本上就报废了。
“修理船屋最麻烦的是船底，要潜到水底下去。好在渔民个个都好水性，一次潜下水去呆几分钟不成问题。慢慢修呗！
“鱼干越集越多，看着挺开心的。但太多了就会开始担心，甚至产生烦恼。
“鱼干会回潮，要定期翻晒。而且鱼干太多，会增加船屋的吃水，天气不好风浪太大时湖水会涌上平台。那种时候就只能盼鱼贩子早点出现。
“遇上好时节，渔获丰收，就更加不愿浪费了打鱼的时间。但又不得不抽时间送鱼去卖，真的还有些两难。但不管怎样，都好过打不到鱼，不得不天天求老天保佑遇到鱼群吧。
“在我十七、八岁光景那年，我在别人的大船上做帮工。大船和船屋不同，打几天鱼便会往岸上送货。
“各地都有固定的渔码头，送到码头上卸下来交给人家就可以了，谈价钱和收款都是老板的事。
“有一次，船主突然让我送一担鲜鱼去岸上。给了我一个地址，说送到后会有人在那里等。
“那地方我以前去过，想想送担鱼也不会有什么问题。还觉得这差事不错，难得上岸走走。
“担着鱼走了有个把时辰吧，前面过来的人告诉我：‘不要再过去了。那边在走兵。’我不知道走兵是什么意思，心想总不能就这样担着鱼折回去，就没理会别人的话。
“又向前赶了一壶烟的功夫。前面黑压压地开过来一支军队——日本兵。这时再回头已经来不及了，而且自己还挑着满满一担鲜鱼。只好一咬牙，担着鱼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
“日本兵排成四队，占满了整条路。自己就放直扁担，尽量靠着路边走。与部队相遇的时候，日本兵向里面靠了靠，留出一条刚好够过的通道来。
“我也不敢正面看他们，就一直看着地面。可脚步一点也不敢慢下来，只希望能尽快赶过这段路。
“可部队走得好像没个尽头，也不知过了多久，前面看过去还是一队队的兵。这时肩膀确实受不了了，那个姿势担着重担，不能停也不能换肩。
“心想：‘既然你们知道让我，就把扁担再横过来一点。’这一招还真行，我把扁担横过一些，他们就向另一边多靠一些。队伍一点没乱，自己担着担子可舒服多了。
“好不容易兵过完了。赶紧放下担子停在路边休息，全身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透了。”
桂爹迎着敌人的部队走了这么一程，他内心究竟有多紧张，并没有作更多的描述。现在说起来已经是几十年之后，当然可以轻描淡写了。
“那些兵，各个都戴着铁帽子，背上背着背包肩上扛着枪，皮鞋踩在地上发出整齐的“嚓、嚓”声。
“那些铁帽子平时都整齐地装在网兜里吧，要用的时候就直接戴上头顶，连网兜都不用解下来。”
孩子们一阵哄笑，知道那并不是网兜，而是军用品的统一制式。
爷爷一脸纳闷，坐直身子想知道孩子们在笑什么。但又没有人能清晰地告诉爷爷他们笑的原因。要用简单的语言让爷爷明白他们笑的东西，还真有点难。
几个大孩子争先恐后抢着说了半天。爷爷则是越听越糊涂了。
桂爹在一边看热闹，挂着一脸的坏笑，很是为他自己这带着些调侃的描述高兴了一阵子。
“后来听说，那些兵是被调过去打长沙的，只是在这里路过。没有多久，又听说长沙城烧起了大火，一连烧了一个多月了。”
桂爹生于一九二六年秋，他说的十七、八岁就应该是一九四三、四年。考虑到年龄习惯指虚岁，也应在四二年以后。可能指长沙会战后期的情形。
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以“焦土抗战”为名火烧长沙的事件，发生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日军攻占岳州，逼近长沙，国民政府惊慌失措，蒋介石密令火烧长沙。大火烧长沙也只是几天，但要说完全熄天，一个多月也不算长。
如果是那时，桂爹根本没有十七、八岁，顶多还只能算作是一个大男孩。
关于那场伟大的全民族抵抗外侮的战争，桂爹能讲述的并不多。除了这一件之外，就只有下面这一段了。
“有一年从城里卖完鱼往回赶，却被人半道上悄悄拦住了，也没说原因。
“后来才知道有游击队的人要在河堤上伏击日本鬼子。日本鬼子经常会在河对岸的大堤上排着队走，游击队就事先埋伏在河另一侧的堤坡子下。约定入黑以后点火为号，一齐开枪向日本鬼子射击。
“那天晚上，日本鬼子真的来了，有几十人之多。游击队这边也有百十来人，人人拿着枪，伏在堤下边等。
“后边远处山头上火把划过，大家一起开枪朝河对面打过去。
“打完枪后迅速退到提坡脚下撤离。此时，听到对面传来一声清晰的枪响。但没过多久，几十个日本鬼子又回到了大堤上，排着队继续走。可气的是，他们一个也没有少。
“后面的人跑过来报告说：刚才用火把发信号的人，不知什么时候被抢打死了。肯定就是刚才对面响的那一枪。”
孩子们对于打仗的话题本来是极喜欢的。但对这个故事的结局他们兴味索然，也不相信。
“那么多枪，怎么就一个人都打不着？敌人只开了一枪，偏就打死我们这边一个人？”这不符合他们所受的教育，也不符合他们的期望。
桂爹快满十九岁的时候，抗日战争结束。但这不是他对这场战争淡论甚少的主要原因。
主要的原因是，渔民这个群体的生活范围算得上与世隔绝，他们相对独立地生活在世界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外界的天翻地覆在那个角落里引起的波动十分有限。
当然，这或许还和桂爹本人对待生活的态度有关。他曾多次提及奶奶是如何如何地坚决反对他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当然也包括党组织。他作为一个十足的孝子，极严格地遵从着自己母亲的要求，政治追求上表现得特别低调。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孩子们的亲叔叔，桂爹唯一的弟弟。家里的神龛子上，除了七一年奶奶去世后挂上去的遗像，还有一张是叔叔的。而且从像的颜色看，年代要早得多。但关于叔叔的事情，孩子们几乎什么也不知道。
叔叔的半身像有约五十厘米高，镶在镜框里。顶上一行拇指粗的毛笔字：“徐桂和同志遗像”。左右两侧分别是比鸡蛋略小的毛笔字：“青年有为”、“永垂不朽”。
底下有两行楷书小字，因被水泡过，已模糊不清无法辨认。右下角有枚蓝色的公章，也只剩下轮廓。孩子们分别问过大人多次，但没有人肯详细说。只说叔叔牺牲在铁路上的一个单位，遗像是桂爹亲自去他工作单位接回来的。
桂爹在政治上的立场，是不是受弟弟遭遇的影响？奶奶的坚持和这件事有关吗？他弟弟桂和的牺牲有其他特殊原因吗？他如今又葬在何处？现而今，晚辈们记起他的时候已很少了。除了每年烧包，或是看到墙上镜框里的他。
看来有空得把这件事情理理清楚，解开这个“不解”之谜！至少，能去叔叔的坟头祭拜一番也是好的。
打仗的话题没有再聊下去，故事又回到船屋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