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官军的雷霆攻势,杨应龙派其子杨朝栋抵御,但各路官军皆大胜。杨应龙后悔未听孙时泰之计,意识到大势已去。在关键时刻,李化龙审时度势,化解了水西苗人可能的援助,加强了对叛军的封锁。刘綎率先突破娄山关,抵达海龙囤,其他部队紧随其后,形成合围之势。叛军见势穷途末路,派出使者假意求和,被李化龙识破,果断下令拒绝。刘綎将叛军使者拘禁,以示清白。八路大军合围之下,经过轮番进攻,最终攻破叛军据点,杨应龙与二妾自杀,叛乱宣告结束。
从出兵到平定叛乱,历时仅一百一十四天,彰显了李化龙卓越的军事才能。在这期间,李化龙曾收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本欲归乡服丧,但因军务紧急被留任。待叛乱平息,李化龙再次提出回乡守孝,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其功勋被载入史册,为后世所颂扬。
四、忧国忧民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李化龙被委任为工部右侍郎,总理河道,承担起治理黄河、确保漕运安全的重大责任。甫一上任,黄河即在单县苏家庄与曹县发生大决堤,危机四伏。面对这一棘手问题,李化龙展现出了卓越的决策能力和创新思维,提出开凿泇河的方案,旨在绕过黄河最危险的吕梁段,确保运道畅通无阻。泇河的开凿,不仅避免了黄河的肆虐,还极大地提升了大运河的运输效率,为国家的经济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李化龙再度被朝廷起用,这次他担任戎政尚书,负责京营的管理与改革。深感京营乃国之根本,李化龙上书列举了京营存在的十一滥、十二苦、十九件宜做之事,以及屯政十二事,力图整顿军纪,提高战斗力,增强国家的防御能力。然而,这些提案并未得到朝廷的积极响应,反映出当时官僚体系的腐败与低效。
随着边疆形势日益紧张,特别是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正月,京师传言盗匪来袭,引发民众恐慌,九门紧闭,数万边民涌入京城避难。面对如此局面,李化龙再次挺身而出,提出加强边防、补充军力的紧迫需求。他指出,辽东的士兵多为老弱病残,且受到税监高淮的残酷剥削,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减。李化龙请求停止苛捐杂税,增兵数万,以稳固边防。同时,他还提出了关于兵粮供应、和议与战斗策略的全面计划,力求全方位提升国防实力。遗憾的是,这些深思熟虑的建议并未得到皇帝的批准,凸显了当时朝政的保守与僵化。
尽管遭遇种种挫折,李化龙仍坚守岗位,直至一品官职任期届满,被加封为柱国、少傅兼太子太保,这是对他多年勤勉与贡献的肯定。即便在高位,李化龙始终心系国家与人民,其一生致力于国家的水利建设、边防安全与军事改革,展现了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成为明代历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贤臣楷模。
五、晚年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十二月十五日,李化龙在其任上溘然长逝,享年五十八岁。他的逝世引发了朝野的深切哀悼,朝廷追赠其为少师,后又加赠太师,谥号“襄毅”,这一谥号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功绩与德行——既表彰其在军事上的英勇果敢,也肯定了他作为文臣的智慧与忠诚。
到了崇祯年间,明末皇帝崇祯对李化龙的评价极高,赞其为“春秋血食诗书帅,钟鼎名流社稷臣”,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李化龙在文武两方面均达到的卓越成就,以及他对国家社稷的深厚贡献。这种赞誉,不仅源于李化龙生前的丰功伟绩,也反映了后世对其历史地位的认可。
在明朝的官僚体系中,文臣晋升至尚书,需经六年方可得东宫三少之位,满九年才能加太子太保衔,通常这些高位是极为难得的。然而,李化龙却因其在播州之役中的卓越贡献,即使在丁忧期间,也被破格提拔为少保,这在当时极为罕见。一般而言,仅有内阁大臣或极少数特别优秀的官员才能享受这种待遇,而李化龙以右都御史的身份直接跃升,且未兼任任何东宫官衔,直至一品官职满期后才加太子太傅衔,这在当时被视为极大的殊荣。
自明初以来,仅有张永嘉(张居正)在担任文渊阁大学士期间,以吏部尚书的身份获得少保衔,且未兼任东宫官衔,与李化龙的情况相似。李化龙的升迁轨迹,不仅是对其个人能力与贡献的肯定,也反映出明代后期官场中对功勋卓着官员的特殊优待,以及对边功显着者的额外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