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318年），司马睿顺应时势，登基称帝，建立起东晋王朝。这一举措，不仅意味着南方有了一个独立的汉族正统王朝，也标志着南北朝时期的开始。东晋王朝的建立，不仅为南方带来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也为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四、内忧外患，统治挑战与权柄转移
司马睿在西晋末年的乱世中，凭借与江东士族特别是王导、王敦兄弟的紧密合作，在建康称帝，建立了东晋王朝，这一壮举无疑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与决断力。然而，东晋政权的建立并没有解决深层次的权力分配问题，反而暴露出其统治基础的脆弱性和不稳定。
北方，五胡十六国纷争不断，异族势力相继崛起，强大的胡族政权如前赵、后赵等，始终对富庶的江南之地虎视眈眈，给新生的东晋带来了持续不断的军事压力和安全威胁。司马睿不得不时刻提防北方的侵扰，同时致力于稳固南方边界，以防战火南延。
而在南方，由于西晋末年中原板荡，大批北方士族和百姓纷纷南渡，这批南迁的人群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同时也将北方的门阀政治模式带到了江南。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江东大族，在东晋建立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利用自身雄厚的经济基础、广泛的社会网络以及世代累积的文化优势，迅速掌握了东晋朝廷的实际权力。
司马睿深知自己在江东根基浅薄，为了获得本地士族的支持，不得不大量启用和倚重王氏兄弟等人。王导以其卓越的政治手腕和深得人心的策略，帮助司马睿团结了众多南迁的北人与本土的江南士族，构筑了东晋初期的政治框架。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皇权与士族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甚至可以说是皇权的妥协与让步。
王敦则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力量，控制着长江中上游地区，多次干预朝政，甚至发动叛乱，直接挑战司马睿的皇权。这种情况之下，“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形象地揭示了东晋初期内部权力结构的特点：司马睿虽然是名义上的天子，但实际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士族手中，皇权与士族共享治理天下的权力，皇权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削弱。
五、晚年境遇，忧愤而终
司马睿在位期间，作为东晋开国皇帝，面临的是一个满目疮痍、内忧外患的世界。他深知要稳定局势、恢复国家秩序，必须竭尽全力整合各方力量，包括皇室、北方流民、南方土着士族等多元利益群体。然而，理想与现实间的鸿沟往往难以逾越，尤其在权力分散且复杂的东晋初年，这种整合过程异常艰辛。
首先，外部威胁方面，北方的胡族势力并未因西晋的灭亡而减弱对江南的觊觎，频繁的边境冲突使司马睿不得不时刻警惕，分兵驻守，以防敌人南下侵犯。其次，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士族势力的膨胀，尤其是以王敦为代表的江东大族。王敦凭借拥戴司马睿建立东晋的功绩，以及掌握的军事力量，对朝廷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
司马睿试图通过各种手段约束和削弱士族特权，以维护皇权的尊严和中央集权，但这种努力在王敦的反叛面前显得尤为无力。太宁元年（322年），王敦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反叛，史称“王敦之乱”，这是司马睿在位期间最严重的皇权挑战事件，不仅暴露了东晋皇权的虚弱，还预示着未来数十年间门阀士族与皇权的激烈斗争。
面对王敦之乱，司马睿虽竭力应对，却因实力悬殊、人心不齐而难以彻底平息叛乱。这次叛乱给司马睿带来了沉重的心理打击，长期的压力和忧虑使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最终，在无尽的困扰和绝望中，司马睿于太宁元年（322年）因心力交瘁，带着未能彻底稳定国家、强化皇权的遗憾，在建康宫中病逝，享年仅47岁，结束了他短暂却充满挑战的帝王生涯。他的离世，既是对东晋初年复杂政治环境的真实写照，也进一步揭示了皇权与士族权力博弈的残酷现实。
综上所述，司马睿作为东晋的开国皇帝，以其独特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机遇，在民族危机与家族命运交织的关键时刻，领导了一次成功的政治重组与文化迁徙，不仅延续了晋朝的法统，更是在江南构建起了一个新的文明中心，对后续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他个人的悲剧色彩同样鲜明，终究未能实现皇权的完全独立和稳固，这成为了东晋乃至整个六朝时期皇权与门阀士族之间复杂博弈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