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大造黄册时，朱元璋安排三千六百名国子监生在湖上搞审核。
到景泰年间减到一千八百人。
到弘治年间减到一千二百人。
国子监生每次都有宁可被开除也要逃跑。
原因很简单，白干，没钱，太苦，每查一次要一年时间。
夏天岛上潮湿闹热，岛上蚊子比苍蝇还大，从早到晚，从黑到亮，没把人咬死，却能把人吵死。
千百人在挤在小岛上吃喝拉撒，屎尿遍地，别提有多酸爽。
到后来，朝廷连几万两的审核工本费也经常给不起，所谓的查册审核，只是走个过场。
每次造新册，要新建六十座库房，经常是这边在盖新的，那边旧的塌了。
库房盖在湖上，黄册极易上潮。
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搬出来晾晒，晒着晒着就晒没了。
有时候碰到突降大雨，数以万计的黄册被泡，简直欲哭无泪。
湖上耗子大如猫，肆无忌惮啃啮黄册，顺便吞啮天下田粮之气。
京库尚且如此，地方上就不用说了。
朱元璋对自己苦心孤诣发明出来黄册颇为自豪，每次大造黄册，他都要郑重其事地祭告天地。
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是黄册，打开了明朝黑暗吏治的魔盒。
在编造黄册的过程中，里长会同胥吏、官员，按照自己的需求，随心所欲填写。
黄册具有天然的局限性，颇有些刻舟求剑的味道。
比如，耕牛当年登记的时候确实有，但过一两年，牛死了，今后八九年，胥吏们可不管这些，依然按有征税。
百姓们因此苦不堪言。
再比如土地被洪水淹没了，却依然还是按有田征收。
一场传染病来了，家里人死光了，侥幸活下来的那一个，却要负担已经死去几年了的家庭成员的份额。
这可真是两眼望苍天。
县里的官吏拿着这么一个册子，去找户主。
找不到户主找亲戚。
找不到亲戚找邻居。
邻居全空了，找隔壁村。
所有村子全逃荒去了，那就全县摊派，以此类推。
在老百姓眼中，黄册就像是阎王爷的勾命的生死簿，尽勾穷人的命。
黄册的乱象让百姓们苦不堪言，而那些官吏们却借此中饱私囊。
他们勾结起来，将富人的田地划到穷人名下，使得富人逃脱赋税，而穷人则背负沉重的负担。
这一行为不仅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引发了无数的民怨，尤其是在江南地区，屡屡出现乡民纵火焚烧县里的黄册库。
黄册制将子民分为民户、军户、匠户三大类，大家各司其职，田有人种，仗有人打，武器有人锻造。
但朱元璋似乎忘了，人是流动的，不会因为他划了一个又一个框框就静止不动。
而大量的流动人员，必然会对僵化的底层治理架构形成致命的冲击。
明朝中后期，大量流民涌现，令朝廷无比恐慌，疲于应付，这就是黄册制度所带来的最直观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