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灯摇曳许久，耗光了灯油，噗嗤一下，骤然熄了，卧房陷入一片黑暗。幽暗之中，水龙头滴水的微响，咚、咚、咚……等天亮，苏青瑶出门，将带走的那几件衣裳拿去当铺换现钱。
红的、紫的、金的，柔软的绸缎彩霞似的飘出来，飞进黑黢黢的当铺，一去无影踪。唯独有一件白纱金丝相间的高领薄纱旗袍，苏青瑶实在舍不得。
她听当铺里伙计的算盘声，掰手指头算，这一件，可供她一月餐费，要是留下，得效仿古人两个月，一日两餐以饱腹。思来想去，苏青瑶咬咬牙，硬留下来。
她将兑现的大洋装进布袋，走出当铺，乘电车去南市。难得的好天气，太阳照着亮闪闪的轨道，一如照着浮上水面的鲫鱼。苏青瑶靠着车窗，望着一闪而过的街道和来往的市民，头脸都被太阳晒得滚烫。
无多时，电车铃响，苏青瑶下车，进到集市。
摊位上的棉布袍价钱比百货大楼里售卖的洋装实在许多，苏青瑶便用兑现的银钱买了几件冬装：一件黑色的棉袍，乍一看像男装，但耐脏又暖和；一件灰蓝色的罩袍，可以穿在棉袍外；一件粉莲花色的高领旗袍，略贵些，足足要十一块，但做工精细，可以在见贵客时穿。
苏青瑶拎着粗布袋子，路过一个卖首饰的小摊。她站在摊前，踌躇许久，最终决定买下一个藤镯，木色的小圈儿，戴在手腕，玲珑可爱。
正把玩，忽听不远处人声嘈杂的茶馆里传出无线电的声响，播放着某首日文歌谣。不知是哪个旅居上海的日本人点播的歌曲，琵琶声铮铮，催人断肠。
“声音调小点，闹人。”徐志怀开口。
小阿七听闻，悻悻然拧完收音机的旋钮，轻手轻脚出去。
一转眼，那桩丑事过去半月有余，徐志怀的生活与往常并无多大变化，依旧是上班、回家。虽然为隐瞒调查科的行动，陈道之封锁了当晚的消息。徐志怀对外也只说与妻子情感破裂，两方自愿离婚。但在场的宾客颇多，又是开枪，又是抓人，动静很大，私下还是流传出了不少闲话。
一个男人在外头嫖了妓女、养了小老婆，那他的女人是既可怜又无能的。
而一个女人犯下通奸罪，她的丈夫往往滑稽又可笑。
一个传一个，流言越传越夸张。徐志怀不屑于浪费精力在这上头，索性两点一线，过他的生活。他叫小阿七把那个女人的东西全收拾出来，该卖的卖、该扔的扔。可她染指过的东西实在太多、太杂，真要搬空，这个家怕是一点活人气都要没有。徐志怀无奈作罢，使唤小阿七把理出来的东西再放回去。
十二月的上海，有一种湿哒哒的冷，连日的冬雨过后，天空终于放晴。徐志怀膝上盖着毛毯，在书房看报，收音机呜呜咽咽，调低了音量，反倒显出曲调的鬼气森森。
徐志怀勉强听了一会儿，心烦意乱，起身关掉它。
“啪嗒”，书房内陷入死寂，安静到可以听出寂寞的声音。
天阴了，又是几场冬雨过去，新年将至。
徐志怀因操心新工厂的无线电的出货量，没怎么管过年的事，吴妈又刚巧重感冒，这个年，没做大扫除，也没买年货，一直到除夕夜当晚，小阿七才想起给门口贴春联。
大年初一，到处都很安静。徐志怀望着家门口的春联，忽而有一种紧迫感。
按虚岁算，过完年，他就要三十二岁，同龄人的孩子都已经开始读书。若想搭上“三十而立”的快车，今年订婚，明年结婚，后年生孩子，按部就班，等孩子办周岁宴，是民国25年，公元1936年，他三十五岁，然后歇两年，到1938年，抓紧时间再生一个，这般，“夫义、妇听、长惠、幼顺”，一如先贤所言。
至于前妻，两人已离婚三个月。她出狱后不晓得跑到了哪里，也不回父亲的家，大约是跟谭碧混在一起。算了，多余的他管不了，谁叫她就是那样的一个人，肤浅、愚蠢，还能怎样？他已经发了慈悲，跟于锦城做了交易，将她放了出来，仁至义尽。
徐志怀相当顺利地说服了自己，于是，给张文景打去电话，问他在上海的熟人亲戚里，有没有靠谱的介绍人，能帮忙牵姻缘线的。
“你振作的倒挺快，我临走前，还以为你要再伤神几个月。”张文景笑着说。“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不就是女人，多的是。”
徐志怀淡淡道：“那就好……这个家总归是需要女主人的。”
“我懂，一定给你找个老实听话的姑娘，当然，模样也不会差。”张文景说。
徐志怀眼皮抬了下，本想否认，但张文景那头正巧有急事要处理，匆匆挂断电话，徐志怀便也默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