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有特殊情形，也必须先经法的制裁，然后利用皇帝的特赦权或者特权来补救挽回。
齐国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形成敬天法祖的信条，但在传统礼教的熏陶下，自家的祖宗，还是有几分威慑力的。臣子们一旦抬出太祖太宗来教训皇帝，才能措议，说得动听，教得合礼。
不论是敬畏祖宗，还是延承孝道，皇帝的所作所为，多多少少为自家祖宗所束缚，不能轻易违逆祖宗成宪的事。
毕竟，几千年来只有一个王安石，才敢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张狂言论。
而齐国，自太祖皇帝以降，几任皇帝都比较守规矩、讲道理，更是敬祖循法，算是君臣相谐，彼此尊重的王朝典范，基本上维持了帝国政局的长期稳定。
不过，随着齐国工商业的大发展，国内政治也逐步出现分化，逐渐形成了以自由贸易理论和自由竞争主义（即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优胜劣汰为指导原则）为指导的自由派，以及以传统民本思想和皇权主义为主导的传统保守派。
前者在国家自由贸易政策下，不断开疆扩土，积极抢夺海外殖民领地，扩大商品销售市场，从而经济实力日益坐大，要求国家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无限制地开放，减少政府干预，任由各个经济主体自由发展。
而后者，则强调政府需掌握最多的资源，信奉政府威权，要求对中小资本和平民阶层等弱势群体予以一定程度上的保护，禁止商人群体和经济势力侵入政权，杜绝“野蛮势力”对国家政策的干预。
这么看来，极盛皇权的存在，绝对是所谓自由派最大威胁，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深厚阴影，更是他们发展壮大最大的阻碍。
近年来，社会舆论中不断出现对皇家商社和帝国政府所控制的大型垄断工贸企业的抨击和批评，认为皇室和政府此举，不啻为与民争利，尽揽天下之财，继而阻断了民生经济，桎梏了工商业的健康发展。
好在皇室和内阁政府的头脑仍旧非常清醒，深知所谓争利之“民”非为中下阶层之民，揽天下之“财”非为小民之财。
若是皇室和政府退出了那些主导产业或者获利丰厚的产业，试问，普通小民有能力、有资格下场与之争利吗？
太祖、太宗皇帝在位期间，皇权威盛，初步起势的工商阶层尚不敢与之相抗，如今永隆帝年资稍浅，这些新崛起的阶层势力不免生出一丝臆想。
此一时，或可趁机张势，亦可于皇权以束缚。
郢州贪腐案的判决，未尝不是一种试探，想看看年轻的皇帝陛下如何应之。
“唉，诸君以为年轻的皇帝是能轻易撩拨的吗？”韩清山看着在场争吵不停的大臣们，心中微微一叹，“恐怕，所有人都是小瞧了那位太仪宫中的少年天子。”
(本章完)
“若没有枉法徇私那最好不过，但也说不定掺杂了某些人情往来。”
“曾阁老……”卓维东顿时气结，面色也是一黑，“我大理寺受陛下所托，掌帝国律法审判之公正，纠天下万民官员之行止，自问无愧于天地，更不负陛下重望，兢兢业业，未敢丝毫懈怠。怎么，现如今，曾阁老之言，便污我大理寺为徇私枉法之地，人情关系所寄之所！既如此，我大理寺上下愿集体请辞，以洗此不白之冤！”
“身为大理寺卿，掌帝国审案刑狱之责，怎能说出此番不负责任言论？”曾世学毫不客气地说道：“若要请辞，唯你一人即可。此番贪渎审案，尚需大理寺收拾头尾，可不能这般全都撂挑子！”
“既如此，我若还要坐于此位，岂不羞煞人也！”卓维东霍然起身，一甩袖子，便要离开会议室。
“大廷尉，切勿置气。”副总理大臣、吏部尚书罗致中慌忙起身，将卓维东拦了下来，“曾阁老乃是行伍出身，脾气耿直，性子也是爽直，言语中不免冲动一二，还请大廷尉勿要动怒。……来来来，安坐此间，为内阁，为陛下多多参详，将此番事务尽快平息下来，方能挽回政府的威望和声誉。”
“世学，就事论事，勿要牵扯其他。”韩清山微微叹了一口气，向曾世学轻声说道：“此番事务，不仅干系大理寺，对内阁而言，也是休戚相关，一荣俱荣。”
唉，这个总理大臣不好当呀！
两年前，泰平帝驾崩，年轻的永隆天子继位，而自己却作为“辅政大臣”，被泰平帝“简拔”为内阁总理大臣，为新君保驾护航，帮他逐步熟悉和掌管这么一个偌大帝国。
自己虽然资历深厚，更为泰平帝大学同窗，也向来为泰平帝看重，但他此前却从未入阁拜相，威望不重，以至于他始终都无法完全驾驭内阁诸臣，政务上也颇多扯皮争执，这“看守内阁”也是勉力维持。
除此之外，皇帝年纪尚轻，理政时日也不长，同样是威望不彰，无以“服众”，更是让内阁僚臣和各部尚书心怀揣测，争权夺利者亦为不少。
其实，站在君王的角度来看，不论是内阁僚臣，还是世家商贾、官宦贵族，都在试图攥取并扩大自身权利，甚至还有利益集合体之间，通过相互勾连，欲持久地维系和把持既有的权利，不管是枉法获益，还是想要传承百年世家，最直接的途径便是竭力限制头顶上的“约束”，解开身上的镣索。
前有太子监国时强行推进的遗产税征收，今有郢州贪腐案严查深挖，这都是皇权为了维护自身权威，而不得不做出的激进反应，亦为君权与相权斗法的具体表现。
说实在的，齐国虽然皇权威彰，但相较于前明时期，已然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和限制。
就以内阁而言，凡发出的政令或做出的行政处置，享有极大的自主权，皇帝也不能任意干涉，即使对某项政务持反对意见，也只能“封驳退回”，要求内阁重新作出决定。
另外，按照华夏几千年以来惯有的传统制度，齐国实行“国有大业，皆取决于群议”的原则，即事关帝国重大利益的事务，都必须召开军政联席会议，作为帝国皇帝并不先有成见，由军政两方重臣集议讨论，最后形成全体或大多数赞成的集议结果，再由皇帝拍板决定。
除此之外，帝国还有太祖皇帝颁布的大诰宪章，帝国多年以来陆续制定和推出的诸多成文法令，还有数千年华夏传统礼制（即习惯法），这些皆可作为纲纪政事，维持国本，凡是贤明的君主（守规矩）必得遵守。不能以喜怒爱憎，个人的感情来破法坏法。
即使有特殊情形，也必须先经法的制裁，然后利用皇帝的特赦权或者特权来补救挽回。
齐国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形成敬天法祖的信条，但在传统礼教的熏陶下，自家的祖宗，还是有几分威慑力的。臣子们一旦抬出太祖太宗来教训皇帝，才能措议，说得动听，教得合礼。
不论是敬畏祖宗，还是延承孝道，皇帝的所作所为，多多少少为自家祖宗所束缚，不能轻易违逆祖宗成宪的事。
毕竟，几千年来只有一个王安石，才敢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张狂言论。
而齐国，自太祖皇帝以降，几任皇帝都比较守规矩、讲道理，更是敬祖循法，算是君臣相谐，彼此尊重的王朝典范，基本上维持了帝国政局的长期稳定。
不过，随着齐国工商业的大发展，国内政治也逐步出现分化，逐渐形成了以自由贸易理论和自由竞争主义（即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优胜劣汰为指导原则）为指导的自由派，以及以传统民本思想和皇权主义为主导的传统保守派。
前者在国家自由贸易政策下，不断开疆扩土，积极抢夺海外殖民领地，扩大商品销售市场，从而经济实力日益坐大，要求国家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无限制地开放，减少政府干预，任由各个经济主体自由发展。
而后者，则强调政府需掌握最多的资源，信奉政府威权，要求对中小资本和平民阶层等弱势群体予以一定程度上的保护，禁止商人群体和经济势力侵入政权，杜绝“野蛮势力”对国家政策的干预。
这么看来，极盛皇权的存在，绝对是所谓自由派最大威胁，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深厚阴影，更是他们发展壮大最大的阻碍。
近年来，社会舆论中不断出现对皇家商社和帝国政府所控制的大型垄断工贸企业的抨击和批评，认为皇室和政府此举，不啻为与民争利，尽揽天下之财，继而阻断了民生经济，桎梏了工商业的健康发展。
好在皇室和内阁政府的头脑仍旧非常清醒，深知所谓争利之“民”非为中下阶层之民，揽天下之“财”非为小民之财。
若是皇室和政府退出了那些主导产业或者获利丰厚的产业，试问，普通小民有能力、有资格下场与之争利吗？
太祖、太宗皇帝在位期间，皇权威盛，初步起势的工商阶层尚不敢与之相抗，如今永隆帝年资稍浅，这些新崛起的阶层势力不免生出一丝臆想。
此一时，或可趁机张势，亦可于皇权以束缚。
郢州贪腐案的判决，未尝不是一种试探，想看看年轻的皇帝陛下如何应之。
“唉，诸君以为年轻的皇帝是能轻易撩拨的吗？”韩清山看着在场争吵不停的大臣们，心中微微一叹，“恐怕，所有人都是小瞧了那位太仪宫中的少年天子。”
(本章完)
“若没有枉法徇私那最好不过，但也说不定掺杂了某些人情往来。”
“曾阁老……”卓维东顿时气结，面色也是一黑，“我大理寺受陛下所托，掌帝国律法审判之公正，纠天下万民官员之行止，自问无愧于天地，更不负陛下重望，兢兢业业，未敢丝毫懈怠。怎么，现如今，曾阁老之言，便污我大理寺为徇私枉法之地，人情关系所寄之所！既如此，我大理寺上下愿集体请辞，以洗此不白之冤！”
“身为大理寺卿，掌帝国审案刑狱之责，怎能说出此番不负责任言论？”曾世学毫不客气地说道：“若要请辞，唯你一人即可。此番贪渎审案，尚需大理寺收拾头尾，可不能这般全都撂挑子！”
“既如此，我若还要坐于此位，岂不羞煞人也！”卓维东霍然起身，一甩袖子，便要离开会议室。
“大廷尉，切勿置气。”副总理大臣、吏部尚书罗致中慌忙起身，将卓维东拦了下来，“曾阁老乃是行伍出身，脾气耿直，性子也是爽直，言语中不免冲动一二，还请大廷尉勿要动怒。……来来来，安坐此间，为内阁，为陛下多多参详，将此番事务尽快平息下来，方能挽回政府的威望和声誉。”
“世学，就事论事，勿要牵扯其他。”韩清山微微叹了一口气，向曾世学轻声说道：“此番事务，不仅干系大理寺，对内阁而言，也是休戚相关，一荣俱荣。”
唉，这个总理大臣不好当呀！
两年前，泰平帝驾崩，年轻的永隆天子继位，而自己却作为“辅政大臣”，被泰平帝“简拔”为内阁总理大臣，为新君保驾护航，帮他逐步熟悉和掌管这么一个偌大帝国。
自己虽然资历深厚，更为泰平帝大学同窗，也向来为泰平帝看重，但他此前却从未入阁拜相，威望不重，以至于他始终都无法完全驾驭内阁诸臣，政务上也颇多扯皮争执，这“看守内阁”也是勉力维持。
除此之外，皇帝年纪尚轻，理政时日也不长，同样是威望不彰，无以“服众”，更是让内阁僚臣和各部尚书心怀揣测，争权夺利者亦为不少。
其实，站在君王的角度来看，不论是内阁僚臣，还是世家商贾、官宦贵族，都在试图攥取并扩大自身权利，甚至还有利益集合体之间，通过相互勾连，欲持久地维系和把持既有的权利，不管是枉法获益，还是想要传承百年世家，最直接的途径便是竭力限制头顶上的“约束”，解开身上的镣索。
前有太子监国时强行推进的遗产税征收，今有郢州贪腐案严查深挖，这都是皇权为了维护自身权威，而不得不做出的激进反应，亦为君权与相权斗法的具体表现。
说实在的，齐国虽然皇权威彰，但相较于前明时期，已然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和限制。
就以内阁而言，凡发出的政令或做出的行政处置，享有极大的自主权，皇帝也不能任意干涉，即使对某项政务持反对意见，也只能“封驳退回”，要求内阁重新作出决定。
另外，按照华夏几千年以来惯有的传统制度，齐国实行“国有大业，皆取决于群议”的原则，即事关帝国重大利益的事务，都必须召开军政联席会议，作为帝国皇帝并不先有成见，由军政两方重臣集议讨论，最后形成全体或大多数赞成的集议结果，再由皇帝拍板决定。
除此之外，帝国还有太祖皇帝颁布的大诰宪章，帝国多年以来陆续制定和推出的诸多成文法令，还有数千年华夏传统礼制（即习惯法），这些皆可作为纲纪政事，维持国本，凡是贤明的君主（守规矩）必得遵守。不能以喜怒爱憎，个人的感情来破法坏法。
即使有特殊情形，也必须先经法的制裁，然后利用皇帝的特赦权或者特权来补救挽回。
齐国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形成敬天法祖的信条，但在传统礼教的熏陶下，自家的祖宗，还是有几分威慑力的。臣子们一旦抬出太祖太宗来教训皇帝，才能措议，说得动听，教得合礼。
不论是敬畏祖宗，还是延承孝道，皇帝的所作所为，多多少少为自家祖宗所束缚，不能轻易违逆祖宗成宪的事。
毕竟，几千年来只有一个王安石，才敢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张狂言论。
而齐国，自太祖皇帝以降，几任皇帝都比较守规矩、讲道理，更是敬祖循法，算是君臣相谐，彼此尊重的王朝典范，基本上维持了帝国政局的长期稳定。
不过，随着齐国工商业的大发展，国内政治也逐步出现分化，逐渐形成了以自由贸易理论和自由竞争主义（即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优胜劣汰为指导原则）为指导的自由派，以及以传统民本思想和皇权主义为主导的传统保守派。
前者在国家自由贸易政策下，不断开疆扩土，积极抢夺海外殖民领地，扩大商品销售市场，从而经济实力日益坐大，要求国家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无限制地开放，减少政府干预，任由各个经济主体自由发展。
而后者，则强调政府需掌握最多的资源，信奉政府威权，要求对中小资本和平民阶层等弱势群体予以一定程度上的保护，禁止商人群体和经济势力侵入政权，杜绝“野蛮势力”对国家政策的干预。
这么看来，极盛皇权的存在，绝对是所谓自由派最大威胁，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深厚阴影，更是他们发展壮大最大的阻碍。
近年来，社会舆论中不断出现对皇家商社和帝国政府所控制的大型垄断工贸企业的抨击和批评，认为皇室和政府此举，不啻为与民争利，尽揽天下之财，继而阻断了民生经济，桎梏了工商业的健康发展。
好在皇室和内阁政府的头脑仍旧非常清醒，深知所谓争利之“民”非为中下阶层之民，揽天下之“财”非为小民之财。
若是皇室和政府退出了那些主导产业或者获利丰厚的产业，试问，普通小民有能力、有资格下场与之争利吗？
太祖、太宗皇帝在位期间，皇权威盛，初步起势的工商阶层尚不敢与之相抗，如今永隆帝年资稍浅，这些新崛起的阶层势力不免生出一丝臆想。
此一时，或可趁机张势，亦可于皇权以束缚。
郢州贪腐案的判决，未尝不是一种试探，想看看年轻的皇帝陛下如何应之。
“唉，诸君以为年轻的皇帝是能轻易撩拨的吗？”韩清山看着在场争吵不停的大臣们，心中微微一叹，“恐怕，所有人都是小瞧了那位太仪宫中的少年天子。”
(本章完)
“若没有枉法徇私那最好不过，但也说不定掺杂了某些人情往来。”
“曾阁老……”卓维东顿时气结，面色也是一黑，“我大理寺受陛下所托，掌帝国律法审判之公正，纠天下万民官员之行止，自问无愧于天地，更不负陛下重望，兢兢业业，未敢丝毫懈怠。怎么，现如今，曾阁老之言，便污我大理寺为徇私枉法之地，人情关系所寄之所！既如此，我大理寺上下愿集体请辞，以洗此不白之冤！”
“身为大理寺卿，掌帝国审案刑狱之责，怎能说出此番不负责任言论？”曾世学毫不客气地说道：“若要请辞，唯你一人即可。此番贪渎审案，尚需大理寺收拾头尾，可不能这般全都撂挑子！”
“既如此，我若还要坐于此位，岂不羞煞人也！”卓维东霍然起身，一甩袖子，便要离开会议室。
“大廷尉，切勿置气。”副总理大臣、吏部尚书罗致中慌忙起身，将卓维东拦了下来，“曾阁老乃是行伍出身，脾气耿直，性子也是爽直，言语中不免冲动一二，还请大廷尉勿要动怒。……来来来，安坐此间，为内阁，为陛下多多参详，将此番事务尽快平息下来，方能挽回政府的威望和声誉。”
“世学，就事论事，勿要牵扯其他。”韩清山微微叹了一口气，向曾世学轻声说道：“此番事务，不仅干系大理寺，对内阁而言，也是休戚相关，一荣俱荣。”
唉，这个总理大臣不好当呀！
两年前，泰平帝驾崩，年轻的永隆天子继位，而自己却作为“辅政大臣”，被泰平帝“简拔”为内阁总理大臣，为新君保驾护航，帮他逐步熟悉和掌管这么一个偌大帝国。
自己虽然资历深厚，更为泰平帝大学同窗，也向来为泰平帝看重，但他此前却从未入阁拜相，威望不重，以至于他始终都无法完全驾驭内阁诸臣，政务上也颇多扯皮争执，这“看守内阁”也是勉力维持。
除此之外，皇帝年纪尚轻，理政时日也不长，同样是威望不彰，无以“服众”，更是让内阁僚臣和各部尚书心怀揣测，争权夺利者亦为不少。
其实，站在君王的角度来看，不论是内阁僚臣，还是世家商贾、官宦贵族，都在试图攥取并扩大自身权利，甚至还有利益集合体之间，通过相互勾连，欲持久地维系和把持既有的权利，不管是枉法获益，还是想要传承百年世家，最直接的途径便是竭力限制头顶上的“约束”，解开身上的镣索。
前有太子监国时强行推进的遗产税征收，今有郢州贪腐案严查深挖，这都是皇权为了维护自身权威，而不得不做出的激进反应，亦为君权与相权斗法的具体表现。
说实在的，齐国虽然皇权威彰，但相较于前明时期，已然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和限制。
就以内阁而言，凡发出的政令或做出的行政处置，享有极大的自主权，皇帝也不能任意干涉，即使对某项政务持反对意见，也只能“封驳退回”，要求内阁重新作出决定。
另外，按照华夏几千年以来惯有的传统制度，齐国实行“国有大业，皆取决于群议”的原则，即事关帝国重大利益的事务，都必须召开军政联席会议，作为帝国皇帝并不先有成见，由军政两方重臣集议讨论，最后形成全体或大多数赞成的集议结果，再由皇帝拍板决定。
除此之外，帝国还有太祖皇帝颁布的大诰宪章，帝国多年以来陆续制定和推出的诸多成文法令，还有数千年华夏传统礼制（即习惯法），这些皆可作为纲纪政事，维持国本，凡是贤明的君主（守规矩）必得遵守。不能以喜怒爱憎，个人的感情来破法坏法。
即使有特殊情形，也必须先经法的制裁，然后利用皇帝的特赦权或者特权来补救挽回。
齐国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形成敬天法祖的信条，但在传统礼教的熏陶下，自家的祖宗，还是有几分威慑力的。臣子们一旦抬出太祖太宗来教训皇帝，才能措议，说得动听，教得合礼。
不论是敬畏祖宗，还是延承孝道，皇帝的所作所为，多多少少为自家祖宗所束缚，不能轻易违逆祖宗成宪的事。
毕竟，几千年来只有一个王安石，才敢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张狂言论。
而齐国，自太祖皇帝以降，几任皇帝都比较守规矩、讲道理，更是敬祖循法，算是君臣相谐，彼此尊重的王朝典范，基本上维持了帝国政局的长期稳定。
不过，随着齐国工商业的大发展，国内政治也逐步出现分化，逐渐形成了以自由贸易理论和自由竞争主义（即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优胜劣汰为指导原则）为指导的自由派，以及以传统民本思想和皇权主义为主导的传统保守派。
前者在国家自由贸易政策下，不断开疆扩土，积极抢夺海外殖民领地，扩大商品销售市场，从而经济实力日益坐大，要求国家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无限制地开放，减少政府干预，任由各个经济主体自由发展。
而后者，则强调政府需掌握最多的资源，信奉政府威权，要求对中小资本和平民阶层等弱势群体予以一定程度上的保护，禁止商人群体和经济势力侵入政权，杜绝“野蛮势力”对国家政策的干预。
这么看来，极盛皇权的存在，绝对是所谓自由派最大威胁，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深厚阴影，更是他们发展壮大最大的阻碍。
近年来，社会舆论中不断出现对皇家商社和帝国政府所控制的大型垄断工贸企业的抨击和批评，认为皇室和政府此举，不啻为与民争利，尽揽天下之财，继而阻断了民生经济，桎梏了工商业的健康发展。
好在皇室和内阁政府的头脑仍旧非常清醒，深知所谓争利之“民”非为中下阶层之民，揽天下之“财”非为小民之财。
若是皇室和政府退出了那些主导产业或者获利丰厚的产业，试问，普通小民有能力、有资格下场与之争利吗？
太祖、太宗皇帝在位期间，皇权威盛，初步起势的工商阶层尚不敢与之相抗，如今永隆帝年资稍浅，这些新崛起的阶层势力不免生出一丝臆想。
此一时，或可趁机张势，亦可于皇权以束缚。
郢州贪腐案的判决，未尝不是一种试探，想看看年轻的皇帝陛下如何应之。
“唉，诸君以为年轻的皇帝是能轻易撩拨的吗？”韩清山看着在场争吵不停的大臣们，心中微微一叹，“恐怕，所有人都是小瞧了那位太仪宫中的少年天子。”
(本章完)
“若没有枉法徇私那最好不过，但也说不定掺杂了某些人情往来。”
“曾阁老……”卓维东顿时气结，面色也是一黑，“我大理寺受陛下所托，掌帝国律法审判之公正，纠天下万民官员之行止，自问无愧于天地，更不负陛下重望，兢兢业业，未敢丝毫懈怠。怎么，现如今，曾阁老之言，便污我大理寺为徇私枉法之地，人情关系所寄之所！既如此，我大理寺上下愿集体请辞，以洗此不白之冤！”
“身为大理寺卿，掌帝国审案刑狱之责，怎能说出此番不负责任言论？”曾世学毫不客气地说道：“若要请辞，唯你一人即可。此番贪渎审案，尚需大理寺收拾头尾，可不能这般全都撂挑子！”
“既如此，我若还要坐于此位，岂不羞煞人也！”卓维东霍然起身，一甩袖子，便要离开会议室。
“大廷尉，切勿置气。”副总理大臣、吏部尚书罗致中慌忙起身，将卓维东拦了下来，“曾阁老乃是行伍出身，脾气耿直，性子也是爽直，言语中不免冲动一二，还请大廷尉勿要动怒。……来来来，安坐此间，为内阁，为陛下多多参详，将此番事务尽快平息下来，方能挽回政府的威望和声誉。”
“世学，就事论事，勿要牵扯其他。”韩清山微微叹了一口气，向曾世学轻声说道：“此番事务，不仅干系大理寺，对内阁而言，也是休戚相关，一荣俱荣。”
唉，这个总理大臣不好当呀！
两年前，泰平帝驾崩，年轻的永隆天子继位，而自己却作为“辅政大臣”，被泰平帝“简拔”为内阁总理大臣，为新君保驾护航，帮他逐步熟悉和掌管这么一个偌大帝国。
自己虽然资历深厚，更为泰平帝大学同窗，也向来为泰平帝看重，但他此前却从未入阁拜相，威望不重，以至于他始终都无法完全驾驭内阁诸臣，政务上也颇多扯皮争执，这“看守内阁”也是勉力维持。
除此之外，皇帝年纪尚轻，理政时日也不长，同样是威望不彰，无以“服众”，更是让内阁僚臣和各部尚书心怀揣测，争权夺利者亦为不少。
其实，站在君王的角度来看，不论是内阁僚臣，还是世家商贾、官宦贵族，都在试图攥取并扩大自身权利，甚至还有利益集合体之间，通过相互勾连，欲持久地维系和把持既有的权利，不管是枉法获益，还是想要传承百年世家，最直接的途径便是竭力限制头顶上的“约束”，解开身上的镣索。
前有太子监国时强行推进的遗产税征收，今有郢州贪腐案严查深挖，这都是皇权为了维护自身权威，而不得不做出的激进反应，亦为君权与相权斗法的具体表现。
说实在的，齐国虽然皇权威彰，但相较于前明时期，已然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和限制。
就以内阁而言，凡发出的政令或做出的行政处置，享有极大的自主权，皇帝也不能任意干涉，即使对某项政务持反对意见，也只能“封驳退回”，要求内阁重新作出决定。
另外，按照华夏几千年以来惯有的传统制度，齐国实行“国有大业，皆取决于群议”的原则，即事关帝国重大利益的事务，都必须召开军政联席会议，作为帝国皇帝并不先有成见，由军政两方重臣集议讨论，最后形成全体或大多数赞成的集议结果，再由皇帝拍板决定。
除此之外，帝国还有太祖皇帝颁布的大诰宪章，帝国多年以来陆续制定和推出的诸多成文法令，还有数千年华夏传统礼制（即习惯法），这些皆可作为纲纪政事，维持国本，凡是贤明的君主（守规矩）必得遵守。不能以喜怒爱憎，个人的感情来破法坏法。
即使有特殊情形，也必须先经法的制裁，然后利用皇帝的特赦权或者特权来补救挽回。
齐国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形成敬天法祖的信条，但在传统礼教的熏陶下，自家的祖宗，还是有几分威慑力的。臣子们一旦抬出太祖太宗来教训皇帝，才能措议，说得动听，教得合礼。
不论是敬畏祖宗，还是延承孝道，皇帝的所作所为，多多少少为自家祖宗所束缚，不能轻易违逆祖宗成宪的事。
毕竟，几千年来只有一个王安石，才敢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张狂言论。
而齐国，自太祖皇帝以降，几任皇帝都比较守规矩、讲道理，更是敬祖循法，算是君臣相谐，彼此尊重的王朝典范，基本上维持了帝国政局的长期稳定。
不过，随着齐国工商业的大发展，国内政治也逐步出现分化，逐渐形成了以自由贸易理论和自由竞争主义（即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优胜劣汰为指导原则）为指导的自由派，以及以传统民本思想和皇权主义为主导的传统保守派。
前者在国家自由贸易政策下，不断开疆扩土，积极抢夺海外殖民领地，扩大商品销售市场，从而经济实力日益坐大，要求国家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无限制地开放，减少政府干预，任由各个经济主体自由发展。
而后者，则强调政府需掌握最多的资源，信奉政府威权，要求对中小资本和平民阶层等弱势群体予以一定程度上的保护，禁止商人群体和经济势力侵入政权，杜绝“野蛮势力”对国家政策的干预。
这么看来，极盛皇权的存在，绝对是所谓自由派最大威胁，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深厚阴影，更是他们发展壮大最大的阻碍。
近年来，社会舆论中不断出现对皇家商社和帝国政府所控制的大型垄断工贸企业的抨击和批评，认为皇室和政府此举，不啻为与民争利，尽揽天下之财，继而阻断了民生经济，桎梏了工商业的健康发展。
好在皇室和内阁政府的头脑仍旧非常清醒，深知所谓争利之“民”非为中下阶层之民，揽天下之“财”非为小民之财。
若是皇室和政府退出了那些主导产业或者获利丰厚的产业，试问，普通小民有能力、有资格下场与之争利吗？
太祖、太宗皇帝在位期间，皇权威盛，初步起势的工商阶层尚不敢与之相抗，如今永隆帝年资稍浅，这些新崛起的阶层势力不免生出一丝臆想。
此一时，或可趁机张势，亦可于皇权以束缚。
郢州贪腐案的判决，未尝不是一种试探，想看看年轻的皇帝陛下如何应之。
“唉，诸君以为年轻的皇帝是能轻易撩拨的吗？”韩清山看着在场争吵不停的大臣们，心中微微一叹，“恐怕，所有人都是小瞧了那位太仪宫中的少年天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