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2年4月6日，长安，长兴阁。
作为帝国的内阁总理府，长兴阁更像是一座环境雅致的东方园林，而不是一栋威严壮观的政府机构。
长兴阁临长兴湖而建，里面曲径幽深，有池塘、有树林、有亭台、有楼阁，更有那雕栏画栋、粉墙黛瓦，充满了华夏传统“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
总理大臣和几位阁僚辅臣便是在这里管理者庞大的帝国，每日处理着数以万计的帝国政务，决定着帝国数千万子民的生活和福祉，也操持着亿兆殖民领地百姓的生死和命运，更是牵动着无数国家和地区的政策风向。
这一日，午后时分，位于总理大臣公事房右侧的小会议室内，齐聚了十余位帝国重臣，正在召开一场小范围内的政事讨论会。
帝国监察院院长丘表臣将那份《长安纪事》翻看完后，默不作声地将其传递给右手边的民政事务部尚书薛永东，然后转头看了看坐在上首的总理大臣韩清山。
韩清山面无表情，头靠在柔软的椅背上，目光梭巡着在场的帝国大臣们，眼神在对上丘表臣后，微不可查地颔首示意，随即继续看向其他人。
“咳……，阁老，陛下是什么反应？”科教文化大臣宋思行轻咳一声，出声询问道。
“陛下？哦……，陛下好像没有任何反应。”韩清山摇头说道。
“陛下没有任何反应？”宋思行闻言，不由一怔。
郢州贪腐窝案本来经大兴地方大理寺判决后，以为尘埃落地，就此了解了这桩案子。谁知道，数日前，《长安纪事》突然刊登出此案的详尽情况，包括涉案的官员、涉案的金额，以及案件的整个侦办过程，最后还有那稍显……敷衍的判决结果，顿时引爆了国内的舆情。
随后，各大报纸书刊纷纷转载《长安纪事》的报道，并邀请诸多学者和专家就此案进行评说和讨论。以至于目前，整个案件被弄得满城风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连市井小民也是一边喝着酒，一边口吐芬芳，咒骂着官员的贪渎和司法的腐败。
你瞧瞧，郢州贪腐案涉及官员多达四十多人，金额高达二十多万元，结果到了最后，只有六人被判有罪，而其他人无需承担任何刑责。那么，在蛰伏数年后，这些人是不是就会调到其他地方，继续为官，继续贪腐？
这大理寺明显是在枉法？
还有监察院，有督查纠核官员之责，难道就这么漠视犯事官员逍遥法外？
朝堂诸公就眼睁睁地看着帝国吏治就这般被败坏？
皇帝陛下就甘心帝国的基业被此等贪腐慢慢腐蚀，从而危及皇室统治？
一时间，整个社会舆情顿时沸腾起来，各种批评的言论直指国内官场，大肆抨击官员的贪渎和大理寺的不作为，甚至还有矛头指向内阁，认为郢州贪腐是有背景更为深厚的“朝中大员”庇护，存在可耻的利益输送链条。
在这种情势下，若说皇帝陛下毫不知情，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可谁知，总理大臣韩清山却说陛下对此没有任何反应。
陛下的表现有些不正常呀！
年轻人遇到社会不平之事，难道不该义愤填膺，气冲牛斗，然后直接下场以抒胸臆吗？
“陛下会做出如何反应，我等姑且不论。”韩清山缓缓开口，“现目前，我们需要尽快平息这场喧嚣沸盈的社会舆情，重新挽回内阁政府的形象。故而，邀请诸位前来议一议，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章程出来。”
“阁老，此番舆情汹汹，我民政事务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薛永东沉声说道：“报纸、书刊、话本、等之类的审查权在我辖下的新闻审查司，却怠于其职，未能及时将郢州贪腐案的新闻报道截获下刊，以至于造成现在这般情形。”
“事已至此，就不要朔及职责问题了。”韩清山摆摆手说道：“亡羊补牢，未为晚已。且说说，接下来我们内阁如何应对。”
“阁老，我以为，当从明日始，严查国内所有报刊书报的刊印内容，凡是有再言及郢州贪腐案的报道一律禁止发表。待过上旬日半月，此番舆情必然渐趋衰减，直至消散无形。”
“强行压制民间舆论，恐怕有违帝国法令。”副总理大臣、内政事务部尚书曾世学眉头不由一皱，“我齐国自太祖时期，便倡导民间言论自由，只要不煽动反叛、诋毁皇室和内阁政府，皆可畅所欲言。薛尚书所言，怕是会遭人非议，惹出更大的舆情。”
“曾阁老，这也是权宜之计呀！”薛永东无奈地说道：“我们总不至于让整個民间舆情这般不受控制地肆意传播和蔓延？”
“即使是权宜之计，我也以为甚为不妥。”
“那曾阁老可有妥善的法子？”薛永东叹了一口气。
“就事论事，哪里出了问题，就从哪里解决问题。”曾世学说着，眼角余光瞥了一下对面就坐的大理寺卿和监察院院长，意有所指地说道：“此番舆情是由郢州贪腐案引起的，那我们就针对此案，予以再度重新审视。到底是侦办过程中出了问题，还是司法审判中存在偏差，亦或真有枉法徇私之举，那就加以彻查，还百姓一个明确的事实和真相。”
“复查郢州贪腐案怕是不妥吧。”大理寺卿卓维东闻言，心中甚是不快，“已然判决过的案子，岂能说推翻就推翻？若如此，哪里还有一丝律法的严正和威信？”
“若是律法严正，岂会有此番汹汹舆情？”
“曾阁老所言，是指摘我大理寺枉法徇私？”
“若没有枉法徇私那最好不过，但也说不定掺杂了某些人情往来。”
“曾阁老……”卓维东顿时气结，面色也是一黑，“我大理寺受陛下所托，掌帝国律法审判之公正，纠天下万民官员之行止，自问无愧于天地，更不负陛下重望，兢兢业业，未敢丝毫懈怠。怎么，现如今，曾阁老之言，便污我大理寺为徇私枉法之地，人情关系所寄之所！既如此，我大理寺上下愿集体请辞，以洗此不白之冤！”
“身为大理寺卿，掌帝国审案刑狱之责，怎能说出此番不负责任言论？”曾世学毫不客气地说道：“若要请辞，唯你一人即可。此番贪渎审案，尚需大理寺收拾头尾，可不能这般全都撂挑子！”
“既如此，我若还要坐于此位，岂不羞煞人也！”卓维东霍然起身，一甩袖子，便要离开会议室。
“大廷尉，切勿置气。”副总理大臣、吏部尚书罗致中慌忙起身，将卓维东拦了下来，“曾阁老乃是行伍出身，脾气耿直，性子也是爽直，言语中不免冲动一二，还请大廷尉勿要动怒。……来来来，安坐此间，为内阁，为陛下多多参详，将此番事务尽快平息下来，方能挽回政府的威望和声誉。”
“世学，就事论事，勿要牵扯其他。”韩清山微微叹了一口气，向曾世学轻声说道：“此番事务，不仅干系大理寺，对内阁而言，也是休戚相关，一荣俱荣。”
唉，这个总理大臣不好当呀！
两年前，泰平帝驾崩，年轻的永隆天子继位，而自己却作为“辅政大臣”，被泰平帝“简拔”为内阁总理大臣，为新君保驾护航，帮他逐步熟悉和掌管这么一个偌大帝国。
自己虽然资历深厚，更为泰平帝大学同窗，也向来为泰平帝看重，但他此前却从未入阁拜相，威望不重，以至于他始终都无法完全驾驭内阁诸臣，政务上也颇多扯皮争执，这“看守内阁”也是勉力维持。
除此之外，皇帝年纪尚轻，理政时日也不长，同样是威望不彰，无以“服众”，更是让内阁僚臣和各部尚书心怀揣测，争权夺利者亦为不少。
其实，站在君王的角度来看，不论是内阁僚臣，还是世家商贾、官宦贵族，都在试图攥取并扩大自身权利，甚至还有利益集合体之间，通过相互勾连，欲持久地维系和把持既有的权利，不管是枉法获益，还是想要传承百年世家，最直接的途径便是竭力限制头顶上的“约束”，解开身上的镣索。
前有太子监国时强行推进的遗产税征收，今有郢州贪腐案严查深挖，这都是皇权为了维护自身权威，而不得不做出的激进反应，亦为君权与相权斗法的具体表现。
说实在的，齐国虽然皇权威彰，但相较于前明时期，已然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和限制。
就以内阁而言，凡发出的政令或做出的行政处置，享有极大的自主权，皇帝也不能任意干涉，即使对某项政务持反对意见，也只能“封驳退回”，要求内阁重新作出决定。
另外，按照华夏几千年以来惯有的传统制度，齐国实行“国有大业，皆取决于群议”的原则，即事关帝国重大利益的事务，都必须召开军政联席会议，作为帝国皇帝并不先有成见，由军政两方重臣集议讨论，最后形成全体或大多数赞成的集议结果，再由皇帝拍板决定。
除此之外，帝国还有太祖皇帝颁布的大诰宪章，帝国多年以来陆续制定和推出的诸多成文法令，还有数千年华夏传统礼制（即习惯法），这些皆可作为纲纪政事，维持国本，凡是贤明的君主（守规矩）必得遵守。不能以喜怒爱憎，个人的感情来破法坏法。
即使有特殊情形，也必须先经法的制裁，然后利用皇帝的特赦权或者特权来补救挽回。
齐国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形成敬天法祖的信条，但在传统礼教的熏陶下，自家的祖宗，还是有几分威慑力的。臣子们一旦抬出太祖太宗来教训皇帝，才能措议，说得动听，教得合礼。
不论是敬畏祖宗，还是延承孝道，皇帝的所作所为，多多少少为自家祖宗所束缚，不能轻易违逆祖宗成宪的事。
毕竟，几千年来只有一个王安石，才敢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张狂言论。
而齐国，自太祖皇帝以降，几任皇帝都比较守规矩、讲道理，更是敬祖循法，算是君臣相谐，彼此尊重的王朝典范，基本上维持了帝国政局的长期稳定。
不过，随着齐国工商业的大发展，国内政治也逐步出现分化，逐渐形成了以自由贸易理论和自由竞争主义（即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优胜劣汰为指导原则）为指导的自由派，以及以传统民本思想和皇权主义为主导的传统保守派。
前者在国家自由贸易政策下，不断开疆扩土，积极抢夺海外殖民领地，扩大商品销售市场，从而经济实力日益坐大，要求国家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无限制地开放，减少政府干预，任由各个经济主体自由发展。
而后者，则强调政府需掌握最多的资源，信奉政府威权，要求对中小资本和平民阶层等弱势群体予以一定程度上的保护，禁止商人群体和经济势力侵入政权，杜绝“野蛮势力”对国家政策的干预。
这么看来，极盛皇权的存在，绝对是所谓自由派最大威胁，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深厚阴影，更是他们发展壮大最大的阻碍。
近年来，社会舆论中不断出现对皇家商社和帝国政府所控制的大型垄断工贸企业的抨击和批评，认为皇室和政府此举，不啻为与民争利，尽揽天下之财，继而阻断了民生经济，桎梏了工商业的健康发展。
好在皇室和内阁政府的头脑仍旧非常清醒，深知所谓争利之“民”非为中下阶层之民，揽天下之“财”非为小民之财。
若是皇室和政府退出了那些主导产业或者获利丰厚的产业，试问，普通小民有能力、有资格下场与之争利吗？
太祖、太宗皇帝在位期间，皇权威盛，初步起势的工商阶层尚不敢与之相抗，如今永隆帝年资稍浅，这些新崛起的阶层势力不免生出一丝臆想。
此一时，或可趁机张势，亦可于皇权以束缚。
郢州贪腐案的判决，未尝不是一种试探，想看看年轻的皇帝陛下如何应之。
“唉，诸君以为年轻的皇帝是能轻易撩拨的吗？”韩清山看着在场争吵不停的大臣们，心中微微一叹，“恐怕，所有人都是小瞧了那位太仪宫中的少年天子。”
(本章完)
“若没有枉法徇私那最好不过，但也说不定掺杂了某些人情往来。”
“曾阁老……”卓维东顿时气结，面色也是一黑，“我大理寺受陛下所托，掌帝国律法审判之公正，纠天下万民官员之行止，自问无愧于天地，更不负陛下重望，兢兢业业，未敢丝毫懈怠。怎么，现如今，曾阁老之言，便污我大理寺为徇私枉法之地，人情关系所寄之所！既如此，我大理寺上下愿集体请辞，以洗此不白之冤！”
“身为大理寺卿，掌帝国审案刑狱之责，怎能说出此番不负责任言论？”曾世学毫不客气地说道：“若要请辞，唯你一人即可。此番贪渎审案，尚需大理寺收拾头尾，可不能这般全都撂挑子！”
“既如此，我若还要坐于此位，岂不羞煞人也！”卓维东霍然起身，一甩袖子，便要离开会议室。
“大廷尉，切勿置气。”副总理大臣、吏部尚书罗致中慌忙起身，将卓维东拦了下来，“曾阁老乃是行伍出身，脾气耿直，性子也是爽直，言语中不免冲动一二，还请大廷尉勿要动怒。……来来来，安坐此间，为内阁，为陛下多多参详，将此番事务尽快平息下来，方能挽回政府的威望和声誉。”
“世学，就事论事，勿要牵扯其他。”韩清山微微叹了一口气，向曾世学轻声说道：“此番事务，不仅干系大理寺，对内阁而言，也是休戚相关，一荣俱荣。”
唉，这个总理大臣不好当呀！
两年前，泰平帝驾崩，年轻的永隆天子继位，而自己却作为“辅政大臣”，被泰平帝“简拔”为内阁总理大臣，为新君保驾护航，帮他逐步熟悉和掌管这么一个偌大帝国。
自己虽然资历深厚，更为泰平帝大学同窗，也向来为泰平帝看重，但他此前却从未入阁拜相，威望不重，以至于他始终都无法完全驾驭内阁诸臣，政务上也颇多扯皮争执，这“看守内阁”也是勉力维持。
除此之外，皇帝年纪尚轻，理政时日也不长，同样是威望不彰，无以“服众”，更是让内阁僚臣和各部尚书心怀揣测，争权夺利者亦为不少。
其实，站在君王的角度来看，不论是内阁僚臣，还是世家商贾、官宦贵族，都在试图攥取并扩大自身权利，甚至还有利益集合体之间，通过相互勾连，欲持久地维系和把持既有的权利，不管是枉法获益，还是想要传承百年世家，最直接的途径便是竭力限制头顶上的“约束”，解开身上的镣索。
前有太子监国时强行推进的遗产税征收，今有郢州贪腐案严查深挖，这都是皇权为了维护自身权威，而不得不做出的激进反应，亦为君权与相权斗法的具体表现。
说实在的，齐国虽然皇权威彰，但相较于前明时期，已然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和限制。
就以内阁而言，凡发出的政令或做出的行政处置，享有极大的自主权，皇帝也不能任意干涉，即使对某项政务持反对意见，也只能“封驳退回”，要求内阁重新作出决定。
另外，按照华夏几千年以来惯有的传统制度，齐国实行“国有大业，皆取决于群议”的原则，即事关帝国重大利益的事务，都必须召开军政联席会议，作为帝国皇帝并不先有成见，由军政两方重臣集议讨论，最后形成全体或大多数赞成的集议结果，再由皇帝拍板决定。
除此之外，帝国还有太祖皇帝颁布的大诰宪章，帝国多年以来陆续制定和推出的诸多成文法令，还有数千年华夏传统礼制（即习惯法），这些皆可作为纲纪政事，维持国本，凡是贤明的君主（守规矩）必得遵守。不能以喜怒爱憎，个人的感情来破法坏法。
即使有特殊情形，也必须先经法的制裁，然后利用皇帝的特赦权或者特权来补救挽回。
齐国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形成敬天法祖的信条，但在传统礼教的熏陶下，自家的祖宗，还是有几分威慑力的。臣子们一旦抬出太祖太宗来教训皇帝，才能措议，说得动听，教得合礼。
不论是敬畏祖宗，还是延承孝道，皇帝的所作所为，多多少少为自家祖宗所束缚，不能轻易违逆祖宗成宪的事。
毕竟，几千年来只有一个王安石，才敢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张狂言论。
而齐国，自太祖皇帝以降，几任皇帝都比较守规矩、讲道理，更是敬祖循法，算是君臣相谐，彼此尊重的王朝典范，基本上维持了帝国政局的长期稳定。
不过，随着齐国工商业的大发展，国内政治也逐步出现分化，逐渐形成了以自由贸易理论和自由竞争主义（即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优胜劣汰为指导原则）为指导的自由派，以及以传统民本思想和皇权主义为主导的传统保守派。
前者在国家自由贸易政策下，不断开疆扩土，积极抢夺海外殖民领地，扩大商品销售市场，从而经济实力日益坐大，要求国家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无限制地开放，减少政府干预，任由各个经济主体自由发展。
而后者，则强调政府需掌握最多的资源，信奉政府威权，要求对中小资本和平民阶层等弱势群体予以一定程度上的保护，禁止商人群体和经济势力侵入政权，杜绝“野蛮势力”对国家政策的干预。
这么看来，极盛皇权的存在，绝对是所谓自由派最大威胁，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深厚阴影，更是他们发展壮大最大的阻碍。
近年来，社会舆论中不断出现对皇家商社和帝国政府所控制的大型垄断工贸企业的抨击和批评，认为皇室和政府此举，不啻为与民争利，尽揽天下之财，继而阻断了民生经济，桎梏了工商业的健康发展。
好在皇室和内阁政府的头脑仍旧非常清醒，深知所谓争利之“民”非为中下阶层之民，揽天下之“财”非为小民之财。
若是皇室和政府退出了那些主导产业或者获利丰厚的产业，试问，普通小民有能力、有资格下场与之争利吗？
太祖、太宗皇帝在位期间，皇权威盛，初步起势的工商阶层尚不敢与之相抗，如今永隆帝年资稍浅，这些新崛起的阶层势力不免生出一丝臆想。
此一时，或可趁机张势，亦可于皇权以束缚。
郢州贪腐案的判决，未尝不是一种试探，想看看年轻的皇帝陛下如何应之。
“唉，诸君以为年轻的皇帝是能轻易撩拨的吗？”韩清山看着在场争吵不停的大臣们，心中微微一叹，“恐怕，所有人都是小瞧了那位太仪宫中的少年天子。”
(本章完)
“若没有枉法徇私那最好不过，但也说不定掺杂了某些人情往来。”
“曾阁老……”卓维东顿时气结，面色也是一黑，“我大理寺受陛下所托，掌帝国律法审判之公正，纠天下万民官员之行止，自问无愧于天地，更不负陛下重望，兢兢业业，未敢丝毫懈怠。怎么，现如今，曾阁老之言，便污我大理寺为徇私枉法之地，人情关系所寄之所！既如此，我大理寺上下愿集体请辞，以洗此不白之冤！”
“身为大理寺卿，掌帝国审案刑狱之责，怎能说出此番不负责任言论？”曾世学毫不客气地说道：“若要请辞，唯你一人即可。此番贪渎审案，尚需大理寺收拾头尾，可不能这般全都撂挑子！”
“既如此，我若还要坐于此位，岂不羞煞人也！”卓维东霍然起身，一甩袖子，便要离开会议室。
“大廷尉，切勿置气。”副总理大臣、吏部尚书罗致中慌忙起身，将卓维东拦了下来，“曾阁老乃是行伍出身，脾气耿直，性子也是爽直，言语中不免冲动一二，还请大廷尉勿要动怒。……来来来，安坐此间，为内阁，为陛下多多参详，将此番事务尽快平息下来，方能挽回政府的威望和声誉。”
“世学，就事论事，勿要牵扯其他。”韩清山微微叹了一口气，向曾世学轻声说道：“此番事务，不仅干系大理寺，对内阁而言，也是休戚相关，一荣俱荣。”
唉，这个总理大臣不好当呀！
两年前，泰平帝驾崩，年轻的永隆天子继位，而自己却作为“辅政大臣”，被泰平帝“简拔”为内阁总理大臣，为新君保驾护航，帮他逐步熟悉和掌管这么一个偌大帝国。
自己虽然资历深厚，更为泰平帝大学同窗，也向来为泰平帝看重，但他此前却从未入阁拜相，威望不重，以至于他始终都无法完全驾驭内阁诸臣，政务上也颇多扯皮争执，这“看守内阁”也是勉力维持。
除此之外，皇帝年纪尚轻，理政时日也不长，同样是威望不彰，无以“服众”，更是让内阁僚臣和各部尚书心怀揣测，争权夺利者亦为不少。
其实，站在君王的角度来看，不论是内阁僚臣，还是世家商贾、官宦贵族，都在试图攥取并扩大自身权利，甚至还有利益集合体之间，通过相互勾连，欲持久地维系和把持既有的权利，不管是枉法获益，还是想要传承百年世家，最直接的途径便是竭力限制头顶上的“约束”，解开身上的镣索。
前有太子监国时强行推进的遗产税征收，今有郢州贪腐案严查深挖，这都是皇权为了维护自身权威，而不得不做出的激进反应，亦为君权与相权斗法的具体表现。
说实在的，齐国虽然皇权威彰，但相较于前明时期，已然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和限制。
就以内阁而言，凡发出的政令或做出的行政处置，享有极大的自主权，皇帝也不能任意干涉，即使对某项政务持反对意见，也只能“封驳退回”，要求内阁重新作出决定。
另外，按照华夏几千年以来惯有的传统制度，齐国实行“国有大业，皆取决于群议”的原则，即事关帝国重大利益的事务，都必须召开军政联席会议，作为帝国皇帝并不先有成见，由军政两方重臣集议讨论，最后形成全体或大多数赞成的集议结果，再由皇帝拍板决定。
除此之外，帝国还有太祖皇帝颁布的大诰宪章，帝国多年以来陆续制定和推出的诸多成文法令，还有数千年华夏传统礼制（即习惯法），这些皆可作为纲纪政事，维持国本，凡是贤明的君主（守规矩）必得遵守。不能以喜怒爱憎，个人的感情来破法坏法。
即使有特殊情形，也必须先经法的制裁，然后利用皇帝的特赦权或者特权来补救挽回。
齐国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形成敬天法祖的信条，但在传统礼教的熏陶下，自家的祖宗，还是有几分威慑力的。臣子们一旦抬出太祖太宗来教训皇帝，才能措议，说得动听，教得合礼。
不论是敬畏祖宗，还是延承孝道，皇帝的所作所为，多多少少为自家祖宗所束缚，不能轻易违逆祖宗成宪的事。
毕竟，几千年来只有一个王安石，才敢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张狂言论。
而齐国，自太祖皇帝以降，几任皇帝都比较守规矩、讲道理，更是敬祖循法，算是君臣相谐，彼此尊重的王朝典范，基本上维持了帝国政局的长期稳定。
不过，随着齐国工商业的大发展，国内政治也逐步出现分化，逐渐形成了以自由贸易理论和自由竞争主义（即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优胜劣汰为指导原则）为指导的自由派，以及以传统民本思想和皇权主义为主导的传统保守派。
前者在国家自由贸易政策下，不断开疆扩土，积极抢夺海外殖民领地，扩大商品销售市场，从而经济实力日益坐大，要求国家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无限制地开放，减少政府干预，任由各个经济主体自由发展。
而后者，则强调政府需掌握最多的资源，信奉政府威权，要求对中小资本和平民阶层等弱势群体予以一定程度上的保护，禁止商人群体和经济势力侵入政权，杜绝“野蛮势力”对国家政策的干预。
这么看来，极盛皇权的存在，绝对是所谓自由派最大威胁，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深厚阴影，更是他们发展壮大最大的阻碍。
近年来，社会舆论中不断出现对皇家商社和帝国政府所控制的大型垄断工贸企业的抨击和批评，认为皇室和政府此举，不啻为与民争利，尽揽天下之财，继而阻断了民生经济，桎梏了工商业的健康发展。
好在皇室和内阁政府的头脑仍旧非常清醒，深知所谓争利之“民”非为中下阶层之民，揽天下之“财”非为小民之财。
若是皇室和政府退出了那些主导产业或者获利丰厚的产业，试问，普通小民有能力、有资格下场与之争利吗？
太祖、太宗皇帝在位期间，皇权威盛，初步起势的工商阶层尚不敢与之相抗，如今永隆帝年资稍浅，这些新崛起的阶层势力不免生出一丝臆想。
此一时，或可趁机张势，亦可于皇权以束缚。
郢州贪腐案的判决，未尝不是一种试探，想看看年轻的皇帝陛下如何应之。
“唉，诸君以为年轻的皇帝是能轻易撩拨的吗？”韩清山看着在场争吵不停的大臣们，心中微微一叹，“恐怕，所有人都是小瞧了那位太仪宫中的少年天子。”
(本章完)
“若没有枉法徇私那最好不过，但也说不定掺杂了某些人情往来。”
“曾阁老……”卓维东顿时气结，面色也是一黑，“我大理寺受陛下所托，掌帝国律法审判之公正，纠天下万民官员之行止，自问无愧于天地，更不负陛下重望，兢兢业业，未敢丝毫懈怠。怎么，现如今，曾阁老之言，便污我大理寺为徇私枉法之地，人情关系所寄之所！既如此，我大理寺上下愿集体请辞，以洗此不白之冤！”
“身为大理寺卿，掌帝国审案刑狱之责，怎能说出此番不负责任言论？”曾世学毫不客气地说道：“若要请辞，唯你一人即可。此番贪渎审案，尚需大理寺收拾头尾，可不能这般全都撂挑子！”
“既如此，我若还要坐于此位，岂不羞煞人也！”卓维东霍然起身，一甩袖子，便要离开会议室。
“大廷尉，切勿置气。”副总理大臣、吏部尚书罗致中慌忙起身，将卓维东拦了下来，“曾阁老乃是行伍出身，脾气耿直，性子也是爽直，言语中不免冲动一二，还请大廷尉勿要动怒。……来来来，安坐此间，为内阁，为陛下多多参详，将此番事务尽快平息下来，方能挽回政府的威望和声誉。”
“世学，就事论事，勿要牵扯其他。”韩清山微微叹了一口气，向曾世学轻声说道：“此番事务，不仅干系大理寺，对内阁而言，也是休戚相关，一荣俱荣。”
唉，这个总理大臣不好当呀！
两年前，泰平帝驾崩，年轻的永隆天子继位，而自己却作为“辅政大臣”，被泰平帝“简拔”为内阁总理大臣，为新君保驾护航，帮他逐步熟悉和掌管这么一个偌大帝国。
自己虽然资历深厚，更为泰平帝大学同窗，也向来为泰平帝看重，但他此前却从未入阁拜相，威望不重，以至于他始终都无法完全驾驭内阁诸臣，政务上也颇多扯皮争执，这“看守内阁”也是勉力维持。
除此之外，皇帝年纪尚轻，理政时日也不长，同样是威望不彰，无以“服众”，更是让内阁僚臣和各部尚书心怀揣测，争权夺利者亦为不少。
其实，站在君王的角度来看，不论是内阁僚臣，还是世家商贾、官宦贵族，都在试图攥取并扩大自身权利，甚至还有利益集合体之间，通过相互勾连，欲持久地维系和把持既有的权利，不管是枉法获益，还是想要传承百年世家，最直接的途径便是竭力限制头顶上的“约束”，解开身上的镣索。
前有太子监国时强行推进的遗产税征收，今有郢州贪腐案严查深挖，这都是皇权为了维护自身权威，而不得不做出的激进反应，亦为君权与相权斗法的具体表现。
说实在的，齐国虽然皇权威彰，但相较于前明时期，已然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和限制。
就以内阁而言，凡发出的政令或做出的行政处置，享有极大的自主权，皇帝也不能任意干涉，即使对某项政务持反对意见，也只能“封驳退回”，要求内阁重新作出决定。
另外，按照华夏几千年以来惯有的传统制度，齐国实行“国有大业，皆取决于群议”的原则，即事关帝国重大利益的事务，都必须召开军政联席会议，作为帝国皇帝并不先有成见，由军政两方重臣集议讨论，最后形成全体或大多数赞成的集议结果，再由皇帝拍板决定。
除此之外，帝国还有太祖皇帝颁布的大诰宪章，帝国多年以来陆续制定和推出的诸多成文法令，还有数千年华夏传统礼制（即习惯法），这些皆可作为纲纪政事，维持国本，凡是贤明的君主（守规矩）必得遵守。不能以喜怒爱憎，个人的感情来破法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