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到乾熙三十年的时候，大明全国各省皆已成立省级司农局，超过六成的府、县成立了对应的府级、县级司农局，至于乡镇司农所也是如此。
起初，司农所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在地方官府、士绅看来不过是普通农民群体的代言人农科举人弄出来制约当地主官的手段。
时间一长，这所谓的司农所负责人也会与地方脏官、土豪劣绅同流合污，变成骑在普通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
然而，事实证明，除了少数居心不良，妄图从农科举人入官场的人之外，其余绝大多数农科举人是真的想在农业方面有所建树。
一方面他们是天子门生，而且大都是永乐十七年以后出生的。
这些人从小听着太子朱高煦的传奇故事长大，长大后又在乾熙皇帝朱高煦出资建造的常科书院进学。
如果这世上有神的话，那对他们而言，朱高煦就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神。
另一方面农科举人除了少数优异者能考中进士留在翰林院进修外，剩下的都要从基层开始历练。
乾熙新政推行后，大明每个乡镇都会设置至少三名司农官，而大明有三万八千九百多个乡级行政区，理论上就需要十一万还多的农科举人。
但每年大明全国各省府常科书院培养的农科举人加起来也不过数千名，有时都不足千名。
从永乐元年科举改革到乾熙三十年，大明用了五十五年的时间，才累计培养出七万六千余名农科举人，以及五千多名农科进士。
因此，到乾熙三十一年时，大明全国仍然有一万四千多的乡镇缺少司农官。
没有农科举人，自然也就无法成立司农所。
好在随着许多扎根基层的农科举人在农业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并得到朝廷嘉奖，如赏银、升官、赐爵，甚至朱高煦下旨承诺在某些表现突出者死后封其为当地土地神或当地城隍神。
这让越来越多的年轻读书人转修农科，为大明的农业技术革命添砖加瓦。
朱高煦为了避免司农所被商人渗透，最终沦为商人阶层的下属，对各地司农所管制十分严格。
他默许农科举人担任行会负责人便是其控制司农所的手段之一，派人随机走访某一地区司农所的所作所为是手段之二，准许司农所成立下属商号赚钱却不准私人商号控制司农所是手段之三。
若是某省府县司农局不能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他会毫不犹豫的让这个行会的负责人下台。
除了朱高煦要用司农所平衡新兴的巨商阶层之外，他下令准许民间成立司农所最初的目的是要起到两个大的作用。
一是维护会员权利和利益，开展行业自律。
比如向会员提供有关政策、律令咨询及经济和技术帮助，邀请相关官员参与司农所的活动，解释和回答农民关心的政策法令和问题。
又比如在国内协调本行业产品价格，加强产品质量的监管，在海外藩国、贸易国市场上保护大明本土农业产品的合理价格和市场份额等。
二是要在决策咨询、政策宣传、政策实施、疏导矛盾等方面给予朝廷与地方官府支持。
各级司农所要长期与各级官府有关衙门官员沟通和交流，为农业的发展与繁荣献计献策。
尤其是要遏制地方衙门盲目商业化开发侵占耕地、破坏水渠、池塘等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
根据朱高煦的规划，司农所、工匠行会在巨商阶层的挤压与打击之下，若想不被对方吞噬，就必须与地方官府合作，与官府相互支持、密切配合。
正因如此，大明如今面临着恒寒气候的雪灾折磨，朱高煦父子才敢放心推行以工代赈。
毕竟，雪灾之下，粮食减产，牲畜死伤无数，受损最严重、最可怜的就是各地农民。
而地方司农所是为农民谋利益的非官府组织，有其监督地方衙门，谁敢在以工代赈期间上下其手，侵吞修桥铺路的专款，必然会惹得民怨沸腾，最终落一个被皇帝下旨腰斩弃市的结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