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餐厅出来，我直接坐上了接送食客的摆渡车。
我相当任性地不理睬身后追着我跑的陈丹，兀自甩开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比起上山和缓悠哉的路，下山的道要惊险许多，不仅坡路增加，还都是急转弯，路况也不大好，时不时就会遇到几块浮出地面的裸石。我又坐在最后一排，整段路下来，我的脑浆都快被摇得匀称了。
真是不知道这种高级餐厅，怎么会设计这样的送客路。难道是想帮食客催吐？我没好气地想。但想完，我发现，我心里的火气早就在这段颠簸的路程中消耗殆尽。我不再生气，只是有些心烦意乱。
摆渡车上同行的食客，接二连三地钻进各自的私人交通工具里。不一会儿，山脚处只留下我。
此时已经傍晚，我捶着腿，又揉了揉要散架的腰，一个人慢吞吞地走向公共巴士站。巴士站已经被茂盛的绿植包围了，像个深陷绿意的洞穴。如果不是身旁被擦得瓦亮的路牌，我大概也会以为它已然废弃。
我仰着脑袋，仔细研究路牌上的公交车。最终确认眼下唯一适合的，只有一班驶向军区医院的巴士。到那儿了之后，再换乘另一班就能回家。
弄清楚了路线，我举起终端，对着路牌拍下张照片，发送给莫亚蒂，详细地告诉他该怎么回家，看到了两条信息全都显示已读，我才继续拉黑他。
脚边三角形的蕨类植物蜷着叶子，屁股下钢制的椅子冰凉得直冲天灵盖，面前黑色的道路从我的左右两端无限地绵延，路面的夕阳细碎金黄，闪闪发亮。
等车的途中，仅剩的烦闷也缓慢地平和了。我一个人坐在寂静的山野里，叹了口气。
这么多年过去，我依旧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我身边总会上演类似于争风吃醋的戏码。
明明都是很好、很优秀的人，可一旦相遇，便会互飚垃圾话。而其中的原因，貌似都是非常在意我。可如果在意我，难道不应该更尊重我的想法吗？
对于自己，我持之以恒地希望：我是有助于他人的。
基于此，我不喜欢因为我引起的争端，也不喜欢任何人因为我去伤害别的人。每当这种场景发生，我会尴尬得想立刻逃跑，又觉得我应当为此负责。所以我会尽量遏制逃跑的冲动，尝试绞尽脑汁地劝阻。
逃跑或者劝阻成功了尚且还好，可一旦失败——就像今天这样。挫败、无力便会立马填满我的心。
我一直克制的怀疑，也会随之崭露：如果没有我，是不是会更好？
紧随其后的，便是我对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的诘问。我究竟应不应该存在？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存在？我的存在真的是有意义的吗？
这些问题，我从十九岁思考到现在，有时我会给出坚定的回答，有时我飘忽不定，站在虚无的边缘，有时我积极乐观得仿佛心里住了个永远不悲伤的白痴，有时我的答案则消极沮丧得有自毁倾向。
巴士驶上一座漫长的跨海大桥，渐渐靠近市区。我坐在中间的位置，看着窗外从盎然的绿色变换成波光粼粼的海面。
这个时候，我又想和莫亚蒂聊天了。
虽然他刚刚才惹我生气，但能聊这些话的人，似乎只剩下莫亚蒂了。裴可之不在了，白瑞德早就不愿再纠结这些问题。如此想来，还有点儿孤单。
可我才不要主动去找莫亚蒂。我刚刚才对他发火，哪能立马就像个没事人似的和他聊天。怎么着也得是他向我低头才对。
想不出个所以然，我干脆抛之脑后。恰好巴士到站了，我下车，矗在医院门口。眼前的巴士哼哧哼哧地驶过，取而代之的是挂着的‘住院部’三个红色大字的高楼。我盯着那三个字，忽然记起来，李教官前年便被请进了军医院，他应该就住这儿没错。
于是，我的脚拐了个弯，走向军区医院。
由前台护士的接引，我很快来到住院部大楼的中间层。中间层是打通的空中陆地，专门为一些有资历的军官建了带独立院落的小楼。
这应该是最近几年新建的，我还从没来过。这几年——应该说柏砚在位的这些年，军部的经费从来没断缺过，针对退役军人的关怀政策也一年比一年好。我埋着脑袋，跟着护士七弯八拐，最后进入一座院前种着枣树的平房。护士打开门，和李教官交谈几句，才请我进入。
李教官如今丧失了大部分生活能力，他的病床就安置在客厅。
我一进去，便和躺在床上的他四目相对。见到我，李教官很惊讶，“你怎么来了？”他撑开耷拉下的眼皮，望着我，眼里骤然亮了。
李教官比我前几年见到他时更衰弱了，他梗着脖子，发狠地用力许久，才勉强支起上半身。他的皮肉一层一层地松弛下来，我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清晰地感知到他的生命正在衰老里融化。
在李教官面前，一身老人味的我，反倒成了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