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张璁1475年11月30日出生在浙江温州府永嘉县华盖乡三都的一个普通家庭，这片土地如今属于温州市龙湾区。自幼年起，张璁便展现出了对儒家经典的浓厚兴趣与超凡的记忆理解能力，尤其在经学方面表现出非凡的天赋。在他年仅十三岁时，一首《题族兄便面》的诗作便已透露出他不同凡响的文学才华与清高志向，诗中以“卧龙人”自喻，表达了对高尚品德的追求和对世间疾苦的深切关怀，同时展现了对自然和谐之美的向往。
尽管天赋异禀，张璁的科举之路却并非坦途。他七次参加会试，屡遭挫折，每次都未能金榜题名。这对于一个志在通过科举实现抱负的读书人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打击。然而，面对接踵而至的失败，张璁并没有选择放弃，反而利用这段时间深化学问，尤其在《周礼》、《仪礼》、《礼记》这“三礼”上达到了很高的造诣，这为他后来在礼制改革中的突出表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面对科举的不如意，张璁选择在家乡温州的罗峰学院聚徒讲学，将自己的学识传授给更多求知若渴的年轻人。这段经历不仅让他在当地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也为他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张璁不断磨砺自己的思想，深化了对社会现实的理解，为他日后在政坛上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二、步入政坛
张璁步入政坛的转折点发生在明武宗正德十五年（1520年）的春天，这一年他响应了礼部的考试召集，这是他多年科考征途中的又一次尝试。然而，命运的转机并未立即显现，张璁的科举之路依旧充满波折。直到次年，即正德十六年（1521年），历史的车轮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动，明武宗朱厚照突然驾崩于豹房，未留下子嗣。根据皇位继承规则，武宗的堂弟朱厚熜被选为皇位继承人。
同年四月二十二日，年仅十四岁的朱厚熜正式即位，成为明世宗，随即颁布诏书，宣布大赦天下，新皇登基的喜讯传遍四方。这一变故，不仅标志着一个新的皇朝时代的开始，也为张璁的仕途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五个月后的五月十五日，张璁终于在奉天殿迎来了他的关键时刻，补行殿试并一举中得二甲进士，这标志着他正式踏入了梦寐以求的官场。尽管此时他已经四十七岁，较之许多同僚晚了许多，但这迟来的成功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他被安排在礼部观政，即实习性质的工作，这不仅是对他多年来学识积累的认可，也为他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并参与国家治理的平台。
三、大礼议之争
“大礼议”是明世宗朱厚熜即位初期一场关于皇统与礼仪的重大争议，它不仅关乎皇室血统的认定，更深层次地触及了君臣伦理、儒家礼教与皇权的微妙平衡。这场争议的起因是世宗欲将其生父兴献王追尊为皇考（即承认其为皇位的直接继承来源），而以杨廷和为代表的朝中重臣则坚持认为世宗应遵守过继给明孝宗为子的礼仪，视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这种分歧迅速演变为朝野上下激烈的政治辩论。
张璁在此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成为支持世宗立场的关键人物。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他上疏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异议，反对将世宗与其生父母关系割裂的传统观点。张璁的论述基于对历史先例的深刻分析，特别是针对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的案例，他指出前两者皆是在无子嗣的情况下预立为皇嗣并养于宫中，而世宗的情况与此截然不同。世宗作为明武宗的堂弟，因武宗无嗣而继位，依据《祖训》，遵循兄终弟及的原则，其继位具有直接继承的正当性，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过继为子。
张璁的论点强调了“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的人伦基础，认为世宗与生父母的血缘关系不应被皇位继承的礼仪所剥夺，这实际上是对儒家“孝”道的深刻诠释。他的《大礼或问》更是系统阐述了自己关于皇统承继的观点，认为世宗继承大统并非基于过继关系，而是遵循祖制的自然继承，因此应当尊其生父为皇考，维护人伦天性。
这份奏疏得到了明世宗的高度认可，对于渴望维护与生身父母情感联系的年轻皇帝来说，张璁的观点无疑是一剂强心针，使得世宗感到自己的决定有了理论支撑和道德依据。张璁也因此被视为理解并支持皇权的忠臣，很快受到了世宗的信任和重用。
四、勇于改革
在嘉靖年间，明朝社会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土地兼并问题尤为突出，成为威胁社会稳定与皇权统治的严峻考验。张璁作为嘉靖朝的核心改革者，深刻认识到土地问题的紧迫性，力图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来缓解社会矛盾，稳固国家根基。
土地兼并的严峻形势
明武宗时期，全国流民数量高达六百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土地集中于皇室、王府、勋戚手中，形成大面积的庄田。这些庄田的急剧膨胀，严重挤压了平民百姓的生存空间，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进而引发频繁的农民起义。到了嘉靖年间，张璁面对的是一片亟待解决的土地危机，他明白，要稳固政权，必须从土地问题入手，恢复农业生产，安定民心。
庄田清理与土地改革
张璁上任后，果断展开了对庄田的大规模清理工作，不仅在京畿地区，还将清理范围扩展到全国各地，并触及到僧寺产业，显示了他改革的决心与魄力。嘉靖九年的清理行动中，共查勘勋戚庄田五千余处，涉及土地五万七千余顷，其中大部分被归还给了原业主。为了防止未来再次发生类似情况，张璁还严格制定法律条文，禁止侵占或私下转让民田，对违法者施以重罚，甚至包括勋戚大臣。这一系列严厉的措施，有效遏制了土地兼并的势头，减轻了农民负担，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嘉靖中兴”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