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的紧要关头，于谦更是身先士卒，亲自督战，激励士兵英勇抗敌。他的身影出现在最危险的前线，与士兵同甘共苦，极大鼓舞了明军的士气。1449年秋天，瓦剌大军逼近北京，但在于谦指挥的明军英勇抵抗下，多次进攻均未能得逞。经过数日激战，瓦剌军队意识到短时间内难以攻克北京，加上后勤补给困难，士气逐渐低落，最终被迫撤军。
四、社稷为重，君为轻
在“土木堡之变”后，瓦剌太师也先俘获了明英宗朱祁镇，企图以此作为谈判的筹码，迫使明朝割地赔款，甚至改变两国间的政治格局。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于谦作为兵部尚书，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毅然决然地采取了强硬立场，明确表示“社稷为重，君为轻”，坚决抵制任何有损国家主权和尊严的议和条件。
于谦的这一表态，体现了他作为国家栋梁的深邃洞察力和坚强决心。他深知，一旦屈服于 也 先 的威胁，不仅会严重损害大明的国际地位，还会引发内部的不稳定，甚至可能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因此，于谦不仅在朝廷内部力排众议，坚定维护国家利益，还在外交上展现出了高超的策略。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也先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明朝不会因为一人的安危而牺牲国家的长远利益，同时也暗示也先，持续扣押英宗只会让自己的处境更加被动，因为明朝已另立新君，即明代宗朱祁钰，国家机器运转正常，战争状态将持续，直到瓦剌放弃不切实际的野心。
于谦的强硬态度，以及明朝在军事上的有效准备，使得 也 先 逐渐认识到，手中的英宗不再是优势，反而成了累赘。在多次尝试利用英宗进行政治博弈未果后，也先意识到长期扣留英宗并不能为其带来预期的政治利益，反而可能引发更多的军事冲突和政治风险。最终，在于谦的坚持与大明一系列军事外交努力下，也先不得不于景泰元年（1450年）释放了英宗，这一举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两国的紧张关系，为后续的和平创造了条件。
战后，于谦并未因暂时的和平而放松警惕，而是深刻反思“土木堡之变”的教训，致力于加强国家的边防建设和军事改革。他推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措施，包括加强边防驻军的训练和装备，建立更为灵活高效的军事指挥体系，推广火器使用，以及整饬军纪，提高军队的整体素质和战斗能力。这些措施极大地提升了大明的国防实力，使得边疆地区在之后的几年里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为国家的恢复和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五、忠而见谤，千古奇冤
天顺元年（1457年），正当于谦以为可以继续为国效力，巩固边防，推进改革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彻底颠覆了他的命运。这一切的根源，与明英宗朱祁镇的复辟紧密相关。在“土木堡之变”后，明代宗朱祁钰即位，而英宗被尊为太上皇，囚禁于南宫。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宗并未放弃重掌大权的希望，而朝中一些不满现状的大臣，如大将石亨、徐有贞等，看准了机会，密谋发动政变，帮助英宗复辟，史称“夺门之变”。
石亨等人之所以选择推翻代宗，除了权力欲望的驱使外，还因为他们对于谦等改革派的不满。于谦在朝中的正直与清廉，以及在“土木堡之变”后力主拥立代宗，巩固国本的一系列举措，触犯了这些人的利益。他们担心于谦的存在会影响他们在新政权中的地位，于是决定借英宗复辟之机，除掉这个眼中钉。
在英宗复位后不久，石亨等人便编织罪名，诬告于谦图谋拥立藩王，意图不轨。这场诬陷，完全是基于私欲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毫无事实依据。然而，在那个权力斗争激烈的时代，真相往往显得脆弱无力。英宗在复辟初期，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对这些指控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或因心中对当年被代宗取代有所芥蒂，或因听信了身边奸臣的谗言。最终，于谦被逮捕入狱，遭受不公审判，尽管朝野内外不乏为其鸣冤者，但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他们的声音显得微弱无力。
六、身后哀荣，千古流芳
虽然于谦生前遭遇不幸，但历史最终给予了他公正的评价。明宪宗时期，于谦得以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年），追赠谥号“肃愍”；至明神宗时，更改为“忠肃”，以表彰其忠诚与牺牲。《于忠肃集》的流传，使得他的事迹与精神得以传颂后世，《明史》中那句“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更是对于谦一生最崇高的赞誉。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于谦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历史的丰碑之上，成为后世敬仰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