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扞卫领土的同时，韩琦深知稳固边防乃国之根本。他大力加强并州一带的军事防御体系建设，修缮城池、增设哨所、整训士卒，确保边军具备足够的战斗力以应对可能的外部威胁。他还重视情报工作，建立和完善了边境预警机制，做到敌情早知、早防，确保边境地区的安宁与稳定。此外，韩琦还积极推行屯田政策，鼓励军民共耕边疆，既提高了粮食自给能力，减轻了中央财政负担，又通过人口的迁徙与定居，增强了边疆的人口密度与社会活力，从经济与人文角度进一步巩固了边疆的安全屏障。
在地方治理方面，韩琦同样展现出深厚的功底。他深入民间，体察民情，着力解决地方民生疾苦，诸如兴修水利、减免赋税、整顿吏治、推广教育等举措，深受百姓拥戴。他提倡公正执法，严惩贪腐，营造清明的政治环境，使得并州政通人和，社会秩序井然。韩琦的治理实践，不仅提升了地方福祉，也为全国其他地区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五、中枢重镇：辅佐三朝，定策国是
仁宗末年，韩琦再度被召回朝堂，先后担任枢密使、宰相等要职，成为朝廷中枢的关键人物。此时的北宋，面临着帝后矛盾、皇位继承等诸多内部挑战，以及周边强邻环伺的外部压力。韩琦以其深邃的政治智慧、稳健的行事风格和强烈的国家责任感，积极参与并主导了一系列关乎国运的重大决策，为宋朝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韩琦在帝后矛盾的调和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面对皇后曹氏与仁宗宠妃张贵妃之间的激烈争斗，韩琦坚持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儒家伦理为指导，通过耐心调解、公正评判，缓和了宫闱冲突，避免了宫廷斗争对国家政局的负面影响。这一举措，显示了韩琦在复杂宫廷斗争中保持清醒头脑，以大局为重的政治素养。
其次，韩琦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仁宗无子，皇位传承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韩琦坚决支持并积极推动养子赵曙（即宋英宗）的继位，他凭借其在朝中的威望与影响力，说服各方势力接受这一安排，成功化解了可能出现的权力真空与政治动荡。韩琦在皇位继承过程中的果断决策与精心布局，确保了政权的平稳过渡，为北宋政局的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英宗与神宗两朝，韩琦作为朝廷核心，始终坚守原则，积极参与并影响重大决策的制定。他主张推行温和的改革措施，以解决国家面临的财政危机、军事虚弱等问题，同时强调保持社会稳定，避免激进变革引发的社会动荡。在对外政策上，韩琦主张以和为主，通过外交手段维护边疆安宁，同时强化国防建设，以防备潜在的外部威胁。韩琦的这些主张与行动，为北宋中期的国家治理提供了明确的方向，确保了国家机器的有序运转。
六、反对新法：忠言直谏，坚持己见
在神宗年间，王安石推行了一场旨在挽救北宋社会危机的全面改革，史称“熙宁变法”。面对这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变法运动，韩琦持保留态度，多次上书直言反对，他认为新法过于激进，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对国家长远利益造成损害。
韩琦反对新法的主要理由包括：一、新法中的一些措施，如青苗法、免役法等，虽然在理论上有助于解决财政困难、减轻农民负担，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官吏素质参差不齐、执行不力等原因，往往加重了百姓负担，引发了民怨；二、新法推行速度过快，缺乏充分的试点与调整，可能导致社会各阶层难以适应，从而引发社会矛盾；三、新法过分依赖于政府的强力推动，忽视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尽管韩琦的反对意见未被神宗采纳，但他敢于直面权威，坚守信念，多次上书直言，展现了其作为一名士大夫的风骨与担当。他的反对声音在朝野内外引起了广泛共鸣，许多士大夫、地方官员以及普通百姓都对新法表示担忧，形成了对变法的有力制衡力量。韩琦的反对立场，不仅反映了他对国家前途的深思熟虑，也体现了他对民意的尊重与对社会稳定的关切。
晚年，韩琦虽远离中枢，但其心系国事，时刻关注着变法的进展与影响。他通过书信、言论等方式，持续对新法提出批评与建议，对当时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反对声音，促使神宗及变法派反思新法的实施效果，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调整与修正，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法引发的社会矛盾。
七、身后殊荣：功勋卓着，青史留名
熙宁八年（1075年），韩琦病逝，享年六十八岁。神宗亲自撰写“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追赠其为尚书令，赐谥“忠献”，并准其配享英宗庙庭，彰显了朝廷对其一生功绩的高度认可。宋徽宗时，韩琦又被追封为魏郡王，至清代，更被先后从祀历代帝王庙及孔庙，足见其历史地位之崇高。
综述：
韩琦的一生，是忠诚与智慧交织、责任与担当并重的一生。他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坚定的改革精神、深沉的爱国情怀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无愧于“社稷之臣”的美誉。韩琦与富弼并称为“富韩”，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北宋政坛的天空，也成为了后世敬仰的历史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