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陈敬瑄在四川的割据，昭宗决意出兵征讨。在朝廷的精心部署与强力推进下，这场旨在收复失地、恢复中央统治的战役取得了显着成效。昭宗支持的军队成功击溃了陈敬瑄势力，将其从四川的掌控中驱逐出去，有效地遏制了地方割据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展现了中央政权尚存的军事实力与意志。
同时，对于河东李克用的威胁，唐昭宗同样采取了强硬态度。李克用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逐渐成为北方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昭宗深知李克用的野心与对中央的挑战，于是果断发兵对其进行打击。在多次交锋中，虽然未能彻底消灭李克用，但昭宗的军队成功重创了河东军，使其势力受到严重削弱，一时间无法再对中央构成直接威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北方局势。
除了对陈敬瑄与李克用的直接军事行动，昭宗还支持或亲自指挥了对其他地方势力的讨伐，如成功消灭了田令孜等地方豪强，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力量。这些军事行动，尽管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唐朝晚期的藩镇问题，但昭宗的果断出击，确实在一段时间内遏制了地方势力的坐大趋势，维护了中央集权的表面稳定，为晚唐王朝争取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五、无奈妥协：朱温崛起，中央禁军衰弱
尽管唐昭宗在即位初期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平定了四川陈敬瑄的割据，重创了河东李克用的势力，暂时遏制了地方藩镇的坐大趋势，但长期的战乱对中央禁军造成了严重损耗，国力急剧下滑。尤其是黄巢起义后，中央军力受到极大削弱，无法有效应对各地频繁爆发的叛乱与割据。
此时，宣武节度使朱温抓住时机，迅速扩张势力，利用平叛的机会不断壮大自身，逐步成为中原地区无可匹敌的霸主。朱温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与政治手腕，不仅稳固了对宣武镇（今河南东部及安徽北部）的控制，还不断蚕食周边地区，势力范围不断扩大。
面对朱温的崛起，唐昭宗虽内心忧虑，但因朝廷兵力空虚、财政困顿，无力对其采取有效的制衡措施，反而被迫对其采取妥协政策，甚至在平定其他叛乱时不得不依赖朱温的军事援助。这种依赖进一步增强了朱温的政治影响力，使其得以在朝廷内部安插亲信，干预朝政，甚至对皇帝本人进行挟制。
与此同时，另一强藩李茂贞也在关中地区坐大，与朱温分庭抗礼。李茂贞控制着凤翔（今陕西宝鸡一带），屡次挑战中央权威，甚至一度挟持昭宗，加剧了朝廷的混乱。昭宗在朱温和李茂贞两大强藩之间艰难周旋，皇权被严重削弱，实际上成为两强之间的傀儡。
六、悲剧收场：遇弑身亡，国祚飘摇
天佑元年（904年），唐昭宗李晔的统治生涯走到了悲惨的终点。面对朱温的步步紧逼，昭宗在无可奈何之下接受了迁都洛阳的安排。这一迁都，既是朱温意图进一步加强对皇帝控制的手段，也是唐朝中央权威彻底丧失的象征。昭宗离开长安，意味着唐朝失去了其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中心，而朱温则借此机会更加深入地干预朝政，进一步削弱了皇权。
迁都洛阳不久，唐昭宗便遭遇了生命中最为残酷的一幕。朱温派遣心腹潜入皇宫，于深夜将年仅三十八岁的昭宗暗杀。这一暴行，彻底打破了君臣之间的最后一丝底线，昭宗的遇害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唐朝中央政权彻底崩溃的标志。至此，曾经辉煌的大唐帝国，其最后的合法统治者在权臣的屠刀下陨落，皇权沦为了野心家手中的玩物。
昭宗去世后，最初被追谥为“圣穆景文孝皇帝”，庙号“昭宗”，以表彰其在位期间对国家的贡献与个人的品德。然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其谥号与庙号一度被改为“恭灵庄闵孝皇帝”，庙号“襄宗”。这反映出在皇权旁落、朝政动荡的背景下，历史评价也受到了权势人物的影响。最终，随着历史尘埃的落定，昭宗的原谥号与庙号得以恢复，他被安葬于和陵，成为唐朝历史上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符号。
结语：
唐昭宗李晔，这位在晚唐乱世中力图振兴王朝的年轻君主，以其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对朝政的积极整顿以及对叛乱势力的坚决打击，展现出一位末世明君的形象。然而，他身处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其努力注定是悲剧性的。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强敌环伺，加之中央禁军的衰败，昭宗纵有宏图壮志，亦无法扭转唐朝走向灭亡的历史车轮。他的统治生涯，既是个人悲剧的写照，也是唐朝由盛转衰、国运式微的缩影。尽管如此，李晔在位期间的种种举措，仍体现了他对国家的责任感与对儒家理想的坚守，使其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