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三年（883年），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黄巢不得不作出战略调整，决定退出长安，希望通过东进攻占蔡州（今河南汝南）与围困陈州（今河南淮阳），重新积聚力量，扭转战局。然而，这一决策并未能带来预想中的转机。起义军在陈州陷入了长达三百天的艰苦围城战，期间遭遇守军的顽强抵抗，加之天气恶劣、疾病流行等因素，起义军的战斗力与士气严重下滑，人员损失惨重。
在此关键时刻，沙陀族将领李克用率精锐骑兵加入战局，对黄巢起义军形成了致命打击。李克用麾下的沙陀军以勇猛善战着称，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与疲惫不堪的起义军形成鲜明对比。在沙陀军的猛烈攻势下，黄巢起义军的防线迅速崩溃，主力部队几乎被瓦解，剩余力量四散逃亡，起义事业由此步入绝境。
四、末路悲歌：狼虎谷的终结与起义余波
中和四年（884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已进入风雨飘摇的最后阶段。面对唐军的强势反扑与地方武装的联合绞杀，黄巢带领残部艰难地退至泰山狼虎谷。此时的起义军早已不复当年攻占长安时的雄风，人数锐减，士气低落，且深陷敌人的重重围困与紧追不舍之中。在这场决定命运的决战中，黄巢的结局笼罩着神秘与争议。
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是黄巢在激烈的战斗中，眼见大势已去，选择了以身殉义，自杀身亡，以此保全尊严，避免被敌人俘虏受辱。这种说法符合黄巢作为起义领袖坚韧不屈的形象，符合古代许多英雄人物在绝境中以死明志的传统。
另一种说法则更为戏剧性，称黄巢并非死于自杀，而是被其亲信、外甥林言所杀。关于林言的动机，历史上并无确凿记载，推测可能出于对战败的绝望、对个人安危的考虑，或是受到外部压力而背弃黄巢。无论哪种情况，这种亲属间的背叛无疑增添了黄巢悲剧色彩，也反映出起义后期内部矛盾的尖锐与混乱。
无论是自杀还是被杀，黄巢的离世无疑标志着这场历时近十年、席卷半个中国的农民起义运动进入了尾声。黄巢起义以反对唐朝腐败统治、争取社会公正为初衷，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在唐末乃至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尽管起义军一度攻占首都，建立起大齐政权，但由于缺乏稳定的根据地、有效的治理手段，以及在军事策略上的失误，最终未能实现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秩序的目标。
黄巢死后，起义军的余烬并未立即熄灭。昭宗天复初年（约898年），其侄子黄皓继承遗志，率领一小股残余力量流窜至湖南地区，企图寻找机会重整旗鼓。然而，此时的起义军已成强弩之末，既无足够的兵力对抗官军，也无法获得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在湘阴，他们遭遇了当地土豪邓进思的伏击。邓进思凭借对地形的熟悉与地方武装的力量，成功将黄皓一行全歼，彻底终结了黄巢起义的余波。
五、历史评价与影响：均平理想与农民战争史上的重要地位
黄巢领导的这场农民起义，以“均平”为口号，旨在推翻唐朝腐朽统治，实现社会公平与财富再分配，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尽管大齐政权未能长久维系，但黄巢的起义行动极大地动摇了唐朝的统治根基，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进程，同时也为后续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埋下了伏笔。
黄巢以其英勇无畏的反抗精神、灵活多变的军事策略以及对社会公正的执着追求，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争议却又不可忽视的农民起义领袖。他的起义运动不仅深刻反映了晚唐社会矛盾的尖锐性，也为后世研究农民战争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与启示。尽管黄巢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其提出的“均平”理念，以及对封建秩序的冲击，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