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上，李渊果断制定了直指核心的战略方针。他瞄准了长安这一隋朝政治中心，认为占领长安不仅可以取得象征意义上的胜利，更能实际掌控整个关中地区，进而辐射四方。于是，他亲自率领大军，以雷霆之势攻下了长安，此举不仅是军事行动的成功，更是一次高明的政治运作。
在占领长安后，李渊并没有急于称帝，而是选择了拥立隋炀帝的孙子杨侑为帝，即隋恭帝，这样做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反隋行动披上一层合法化的外衣，避免被其他反隋势力以篡逆的罪名孤立，同时也缓和了部分忠于隋朝旧臣的抵触情绪。通过这样的过渡安排，李渊成功地将长安地区的局势稳定下来，并开始逐步整合关中地区的各种力量。
四、内政外交与开国施政
李渊作为唐朝的开国皇帝，深刻认识到稳固新政权的关键在于内政的安定与对外的和谐。在内政方面，李渊采用了温和与包容的政策，他注重民生疾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恢复和促进社会秩序的重建。对于战乱后的大量战俘，李渊实行大赦政策，将其编入户籍，参与农业生产，既缓解了社会矛盾，又增加了劳动力资源。同时，他也积极招抚流离失所的百姓，鼓励流民回归故土，恢复农业生产，通过减免赋税、提供生产工具和种子等方式扶持农业经济复苏，有效地稳定了民心和社会基础。
在外交方面，李渊采取了务实灵活的策略，尤其对待北方游牧民族，如突厥等。他通过对突厥首领进行册封，建立起一种羁縻关系，旨在营造一个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减少边境冲突，以便集中精力解决国内事务和完成国家统一。这种以柔克刚的外交手腕，既保障了初建的唐朝不受外来侵犯，也为唐朝前期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复杂家族关系与继承危机
李渊在建立唐朝之后，其家族内部围绕皇位继承问题的矛盾逐渐升级为了一场决定王朝命运的冲突。窦氏夫人，李渊的原配妻子，深受李渊宠爱，她的去世无疑在李渊心中造成了巨大损失，也使得原本微妙的家庭平衡出现了裂痕。窦氏死后不久，太子李建成在丧期未满的情况下迅速续娶郑观音，这一行为在古代虽有可能出于特定的政治考量和封建礼制的某种变通，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更多地反映出李建成急于巩固自身地位的焦虑心情以及对潜在对手秦王李世民的警惕。
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的斗争日趋白热化。李建成身为嫡长子，理应是皇位的法定继承人，而李世民则在唐朝统一战争中屡建奇功，威望日隆，形成了对太子地位的严重威胁。两人各自集结势力，互相倾轧，使得原本应该和睦共处的兄弟情谊变为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较量。
在这场斗争中，李世民最终采取了激进手段，于公元626年在长安城皇宫的玄武门发动了震惊朝野的政变，即历史上着名的“玄武门之变”。在这场政变中，李世民杀死了兄长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彻底解决了皇位继承的问题。李渊在得知变故后，面对无法逆转的事实，被迫接受了现实，将皇位传给了李世民，由此，李世民登基为帝，是为唐太宗，开始了贞观之治的新篇章。
六、晚年与评价
晚年的李渊退居太上皇，淡出政治舞台，但他奠定的国家基础和选拔的一批能臣，如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对于唐朝初期的繁荣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历史学家对其评价多维度且复杂，既有赞誉其开创大唐伟业，亦有批评他在处理家族内部矛盾时的无力。
综上所述，李渊作为唐朝的奠基人，不仅凭借自身能力及家族优势实现了改朝换代，而且在国家初创阶段实施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政策，为后续的“贞观之治”铺垫了道路。尽管其后期的家庭纷争给其执政生涯蒙上了阴影，但其历史地位无可动摇，唐高祖李渊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历史的丰碑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