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臣的沉思中，王战也歇口气。
王战之所以采取如此严密的措施，连锦衣卫和东厂都用上了，是因为无人监督税赋征收确实是不行的，大曌的官场、大曌的国库空虚程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史书之上，崇祯朝与天启朝财政收入的巨大差距更是早就给出了以史为鉴的煌煌明镜——大明不是税赋太重了，而是太轻了：名义上的三升三合田赋只能勉强支撑国家的运转，一旦发生了土地兼并，马上就不足。而民间商人富可敌国，朝廷所得商税却是微乎其微。与商人所得之巨额财富相比，他们对自己的家国承担的责任义务几近于无。
但之前的税监矿监也确实是荼毒百姓，危害极大，也急需规范。
万历年间，湖广税监陈奉最后是怎么死的王战记不清了，但他本人被追得躲进了王府、他的亲信被老百姓扔进长江，活活淹死，云南税监杨荣被老百姓活活打死，王战读史时还是读过的，现世的记忆也在脑海中。
除了商人矿主，老百姓为什么也如此愤恨？仅仅为了逃税吗？显然不是，矿监税监与普通老百姓没什么相干，老百姓逃什么税？
愤恨之源便在这些太监利用手中权力的所作所为上：
陈奉、杨荣之类，在皇帝面前是家奴，到了外面却是嚣张跋扈到极点。皇帝派出他一人，他却要带数百随从。这数百人作为税吏也要作威作福，便豢养数千地痞无赖作为狗腿子。如此多的人，皇帝给的俸禄那里够用？当然便要鱼肉百姓，敲诈商户，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诬人偷税。
这些流氓无赖无人制约，当然就日渐嚣张，渐渐便不止于钱财，多有强闯民宅、奸淫掳掠之举，甚至公然抢劫商旅、殴打地方官员。
矿监敲诈起来则更是容易，只要说谁家的宅院、良田下面有矿，谁家就要奉上大笔金银，否则便要“被开矿”，结果便是家园被当做矿脉，扒房掘地、挖地三尺、家产尽毁。若是不忿，稍有反抗便是家破人亡。
无人监督制约的矿监和税监，仗着皇帝家奴的身份，打着为皇帝征税的旗号，真可谓荼毒一方，当真应了那句“苛政猛于虎”，也应了那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矿监税监这两个身份还经常集于一身，实可谓权倾一方，荼毒甚烈，稍有资产之家便要担心自家被指为矿脉。
怎能不恨？
所以，今日王战在诸般新措施中运用上了东厂和锦衣卫，完全是一番考虑之后的好意。
王战不是不知道特务政治的危害，也知道用特务肃贪，官员们一定会反对。然而乱世当用重典，膏肓之世又当用何典？这种秘密侦查的特务力量，毫无疑问是可以有力打击特权、打击贪赃枉法的。只是动用这种力量的时候，掌控者要时刻警醒，掌握好度。
最基本的，一定要立下律法，明确约束住范围，令厂卫只能针对官吏、绝不可针对平民百姓；更要定下律法铁门槛，绝不允许他们在日常行动中就将侦查、缉捕、审断之权集于一身——那样的结果必定是暗无天日。
只要能坚持锦衣卫和东厂的特务绝不针对任何平民百姓，哪怕这个百姓是个为富不仁、偷逃税赋的豪商大贾，厂卫也不得对其出手——厂卫只能监督户部和御史、税监等对其出手执法——王战觉得，只要坚持住这一点，这种肃贪方式对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是有很大好处的，利一定远大于弊。
而且，王战也没有觉得特务肃贪就绝对不好。毕竟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还没有哪种制度是绝对好的、完美无缺的，都有其弊端。只能是尽量的加强互相监督，畅通监督的言路，保证监督的透明度，扬长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