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明崇祯四年（1631年）十月，延绥巡抚洪承畴接替杨鹤正式出任陕西三边总督，这是老洪真正发迹的开始。
老洪这人是一个“雷霆派”，他主张对待所谓的“反贼”要施以雷霆手段，他对各路造反的“流民”施以杀伐果断的路子。甫一上任，就对各路义军来了一顿“爆锤”。因此，在他的任上，除了刀光剑影，就是血雨腥风。因此，陕西人给老洪起了个外号，叫做“洪剃头”。
在老洪接任三边总督的时候，陕西的形势还是相当严峻的。陕西“流寇”中实力最强的神一魁也被手下人挟持，在宁塞堡重新造反。此外，还有大大小小不下数十支武装。同时，已经渡河跑到山西去的各路义军也是经常折返回来进行各种袭扰，再加上陕西本地的各路中小规模的“流寇”，陕西官府可以说是焦头烂额。在此关键时刻，朝廷任命了曹文诏为延绥东路副总兵，前来协助参与陕西的“剿寇”。
曹文诏此人可是一员猛将，早年间在辽东从军，一直和后金八旗劲旅交手。崇祯二年冬皇太极入塞，曹文诏跟着蓟辽督师袁崇焕入关勤王，立了不少战功，一路从游击升到了“副总兵”这个职位。等到后金退出长城，遵永四城收复，后金的威胁暂时缓解了，崇祯马上将这员猛将西调到了剿灭“流寇”的战场上。事实证明，老曹的到来，陕西境内的空气中又增添了不少“血腥味儿”。
曹文诏所部虽说只有区区三千人，但都是从辽东战场上下来的精锐部队。这些人和八旗兵交手多年，个个都是优胜劣汰后剩下的强者，他们骁勇善战、能骑善射，战斗力远非一般的明军可比。遇到以饥民为主的“流寇”，更是降维打击般的存在。除了部下战斗力强悍，曹文诏还有个特点——斩尽杀绝。别的将领一般都只杀“流寇”的核心成员，对被裹挟的流民遣散回家。而这位老曹同志则不同，他主张对“造反派”一律杀光，以绝后患，倒是跟“洪剃头”有点儿“臭味相投”。
而陕西的各路“流寇”，限于他们的“素养”，既没有统一的指挥，也没有稳固的根据地，队伍也主要靠饥民来组成，正规军也不多，纪律松弛。可以说，这些“泥腿子”们的战斗力跟当朝的嫡系“中央军”相比，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没有任何可比性。因此，这些义军在面对曹文诏这员大将时，基本上都是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而老曹打“流寇”的战术也非常简单粗暴——他自己率领重骑兵正面冲击，冲垮“流寇”的阵形后，再让轻骑兵跟进追杀。各路“流寇”在面对老曹的疯狂战术时，也都纷纷扑街，这只能用一个“惨”字去形容了。
这其中首先被干掉的就是王嘉胤。
崇祯四年六月，曹文诏率精锐骑兵在山西阳城夜袭王嘉胤大营。王嘉胤当时喝得酩酊大醉，稀里糊涂就被砍了脑袋，手下数万人马也都一哄而散，只有少部分人在王自用的率领下得以逃脱。
王嘉胤命丧黄泉之后栽在老曹手上的便是赵胜。
赵胜自从在崇祯四年五月造反的事业重新“开张之后，便带着六千部下跑到了山西，他想跟其他各路义军抱团取暖，这样不至于被老曹给“一锅端”。没想到他这次又遇上了老曹这个“丧门星”。九月间，老曹的骑兵在山西石楼县境内追上了赵胜的队伍，赵胜半夜三更鼾声如雷，突然明军骑兵就冲到了他的帐前。慌乱中的赵胜连衣服都未来得及穿，赤身裸体中就被明军一刀给结果了小命儿。
对洪承畴来说这当然是极大的利好消息。下面的这一步，就是确定剿讨的总体部署了。
此时的陕西连年遭灾，赤地千里，形势不容乐观。陕西的各路义军都纷纷跑到山西找食吃，留在陕西本地的大股“流寇”主要就是神一魁的人马，其他各路都是中小规模，容易对付。因此老洪的战略目标很明确——必须集中主要力量打击神一魁。
神一魁的这路人马，虽然实力不俗，但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神一魁接受招安以后，因为对朝廷忍气吞声，导致兄弟们对他十分不满。重新造反的神一魁也是被赶鸭子上架，这就决定了他在这个集团内部不可能当“大统领”，因此，这个集团是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的。
神一魁重新造反后没过多久，就跟手下的头目黄友才闹翻了。黄友才一怒之下竟然把神一魁砍了。而其他几个头目“红军友”、“李都司”、“杜三”、“杨老柴”都不服黄友才，领着人马自己单干去了。就这样，神一魁原来的一个集团就这么分裂了。这就是农民起义的失败的本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