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那样一个美好的时代，一封封像花束一样芬芳，像夜莺的歌曲一样动听，像天空一样爽朗，像清泉一样纯净，像星光一样闪烁，像海潮一样汹涌的情书，给淑珍带来太多的扰乱了。
那是一个没有麻烦只有畅想的时代，那是一个没有怀疑只有相信的时代，那是一个没有背叛只有忠诚的时代，那是一个在自己这里只有爱情、在敌人那边只有仇恨的时代。
从此她的功课尤其是考试成绩每况愈下，她的睡眠状况日益恶化，她对于政治上进、党课学习、社会活动参与、学生会工作的积极性渐渐消退。
一个崭新的时代的开始会是这样的，你相信我，我相信你，你相信所有的美好与光明，而以美好与光明的代表身份说话与做事的人相信你正在走向美好与光明。那时候每个人都认为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并且能够干得成什么。他们相信科学的发展会使去世的亲人重新复活。他们相信政治的发展会消除一切的差异与不平，全世界的男女老幼黑白棕黄红同吃一锅全家福，同饮一缸蒸馏水，同跳一曲欢乐舞，同写一部同读一部比荷马比屈原比莎士比亚比李白普希金雪莱拜伦所写都伟大百倍的伟大史诗的日子正在到来。那么，给一个刚满十八岁的高中女生写求爱的信，又能有什么可质疑的呢？
而在婚后，如果没有他，淑珍本来有更多的选择，更好的前途，更充实的人生。
至少，他的信是无法抗拒的，他的信是美丽的真诚，是人生的花色，是青春的强劲，是奇花异卉珍禽宝贝火种灵药，他的信会让任何一个女孩子甘愿献出自己。
然而淑珍不这样看，她说，在与他相好之后，她追求的是正常，是普通，是平平淡淡平平常常的日子，是生活，是一辈子的厮守，是永远的手拉着手，是一起看电视和看电影。呵，那拉着手看《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与《库班的哥萨克》的日子；那坐在一张小台子上点了木须肉与干烧鱼的日子；那烧热了灶火，在生铁锅里用葱花炝锅，有辣椒下锅引起惊天动地的喷嚏的黄昏；那乘着无轨电车走过路灯照耀下的寂寞的报刊亭与红绿旋转强劲发光的商场的时光；那几经煎熬，仍然永不分离，那进了被窝，沈卓然小声喊着林彪提出的口号“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逗得淑珍笑出了眼泪的夜晚；那两人同时唱起《森吉德玛》与《小河淌水》，互相纠正互相配合，有时还唱起《苏丽珂》与卢前作词、黄自作曲的《本事》二重唱的欢愉……多么幸福，多么值得，多么甘美！
卓然曾经醉心于文学，成果是无。他唯一自信的是他给淑珍的信，他相信如果他把这些信保存下来，也许能够使他得到出版与招摇撞骗的机会。
他们一天天、一点点年纪大了，更加喜欢唱什么“当时年纪小”了。“为了寻找爱的归宿，我走遍整个国土”，“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唱歌你爱笑”，“梦里花落知多少”，还有只有他们俩懂的暗语：关于旗手，关于电扇，关于火镰火石，关于山坡与森林，关于糯米填充的鸡肠子，关于学毛著就会立竿见影，关于列宁创办的《火星报》与托洛茨基创办的《真理报》，还有样板戏里的“谢谢妈”与《海港》中韩小强的咏叹调“我沾染了资产阶级的坏思想”。每当沈卓然说到“沾染了坏思想”的时候两个人就笑，坏思想一提乐翻天，贫贱夫妻百事欢，最最美好的时光他们是在最最狼狈的处境下创造与享用的。
就在这个时候灾星出现了，灾星就是沈卓然，灾难就是沈卓然发出了给淑珍的信。
有几次沈卓然轻描淡写地后悔当年对灾难中的那蔚阗老师的冷酷无情，称许当时陌生的淑珍对于他的老师的热情，他问：“为什么你的表现要比我好一百倍？”
更加对不起的是他对淑珍一生的干扰。淑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归侨生，她原在印度尼西亚，由于新中国的号召力，她不顾父母的阻拦毅然在十六岁回到祖国。她的黧黑的皮肤，圆而大的黑眼睛，长睫毛，尤其是厚嘴唇，大嘴，带来了赤道的阳光、东南亚的风情与海外赤子的情怀，她也使北方的臭小子们为之神魂颠倒。她的好学、谦恭、礼貌、诚实、专注使她成为“三好学生”的标兵。一到十八岁，她就成了本校党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而且她已经是新一届学生会主席的热门人选。
“是吗？”淑珍全无感觉，“那只是常理啊，一个友人，一个教师，教过你，你还说过你喜欢她，你应该为她做点什么呀，做不了什么也还是要做点什么呀……难道能够是别的样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