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万岁亲至，是万岁来救我们的将士了，杀啊！
曹雄哭道：“臣罪该万死， 罪该万死！”
朱厚照冷哼一声，拂袖而去。三镇军队至此集结，直奔鄂尔多斯而去。
朝中有见识的大臣都明白， 九边的虏祸， 看起来是外患，实际是内忧。战争的胜负由两个关键因素决定， 一方面是内部的准备与支持，另一方面是外部交战时的预测与调度。
而中央乃至九边的蠹政，注定军队在与蒙作战中占不了上风。就内政而言，腐败成风的官场上，军饷被吞， 屯田被占，私役繁多， 兵卒无以为生。居重驭轻的国策下，边军火器不足，甲胄不全，马政败坏，兵卒无以为战。就外部交战而言，互相制衡的结构内，三堂互制、武臣互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都使得军队如处笼中，九边将领为了保住乌纱帽， 彻底放弃了积极对抗，转为消极防御。
这样的局势，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阁老们深知， 即便是冠军侯在世， 王守仁亲去， 也无法戴着镣铐打赢这场仗。而月池在宣府时，纵使有朱厚照的默许和内阁的支持，纵使她豁出性命，也是只能做到清查屯田，整肃军备，除掉贪将，为接下来的改革扫清道路。但朱厚照不一样，在君主集权到达顶峰的明代，他的到来等于是降维碾压。
在后勤准备上，人家一道圣旨就让十余万军民忍饥挨饿，长途跋涉，以备军用。在战场调度上，原来的金字塔式的行政链条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可如今金字塔尖直接落了下来。官员、士卒因天子降临，皆是大受鼓舞，人人都奋勇争先，希望能攀上通天之路。陕西三镇的办事效率还从来没这么快过，文官、武将、宦官再也不扯皮推诿，而是绞尽脑汁，商榷战术，希望能做到尽善尽美。就连勋贵乡豪、宗室贪官都夹起尾巴做人，谁敢在这时候往枪口上碰。
不过有一点，朱厚照为了两京的防卫，没有大幅调度京军，而是只带了神机营，选择到此来调度边军。而陕西三边，经杨一清和才宽两任总制的整顿，士卒和马政虽有改善，可也没到脱胎换骨的地步。这是人员上的致命漏洞，但人的不足能被技术上的超前弥补。他此番携带了大量的火器。他自登基之时就令御马监制造火器，在宣府时刘瑾也督促军匠改良火统。之前的这些准备，为这次大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由此可以看出，于明一方，皇帝的到来，暂时弥补了制度的缺陷，但这对皇帝本人的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皇帝本人要是多谋善断，力挽狂澜，重振军威也并非难事，不过要是皇帝在战场上出了岔子，内阁就只能做好丢疆弃土、死伤惨重的准备，抓紧去物色下一个明代宗了。
而在鞑靼一方，情况却迥然不同。图鲁的权威，来自衣裳坏弊，肌体不掩的民众对成吉思汗的怀念。他们觉得成吉思汗的子孙，终有一天能够带领他们，摆脱眼下的困苦，重回过去的幸福。
然而，各路部落首领和权臣，却没有那种忠君爱国的思想。脱脱不花汗被弑，摩伦汗被弑，就连达延汗的生父巴彦蒙克也是死在异姓权臣之手。在权臣心中，早就没了对黄金家族的敬畏。达延汗登基后，蒙古诸部落愿意服从他，仅是因为他和满都海福晋的实力。
可如今，达延汗身死，满都海福晋病重，图鲁不过是一个无战功建树的年轻后生，他无法将部落联盟拧成一股绳。而除了他之外，任何一个能征善战的将领也无法担当率军的大任。图鲁要是亲征，还能维持一定程度上的合作。他要是不去，大军说不定在察哈尔草原就能吵起来。
满都海福晋只能趁着自己还有一口气在的时候让图鲁出征，否则越拖，情形只会越糟。右翼会借助明廷的支持，打着喇嘛教的旗号，继续招徕牧民。天长日久，黄金家族最后一点儿威望也会消失殆尽。而明廷一方，因着和右翼结盟，陕西三边重归安定，能够节省大量的军费，从而专注对付汗廷。而左翼中，喀尔喀部和科尔沁皆是心思浮动，未必能够忠心侍奉，一旦发生一点儿内乱纠纷，右翼和明廷一定会大举来攻，那时就真的是回天乏术了。
满都海福晋有时也会后悔，不该杀了达延汗，可不杀他，死得就是她们母子。这时细细回想起来，原来整个汗廷都在一步一步被逼上绝路。胜负早已注定，一切都是时间问题。
朱厚照在出发前，又遭到了一众人的反对。他们跪在马前劝谏道：“主人畜犬，就是为了防备盗贼，今盗贼到了，主人却自己吠叫着去咬，那还要犬干什么。还请万岁坐镇此地，愿听臣等效犬力。【1】”
朱厚照听着这一番犬喻，嘴角就是一抽。他既不能说自己就喜欢吠叫咬贼，也不好说你们一群傻冒，没他根本不行。他沉吟片刻道：“事关重大，朕不亲至，实不能安心。卿等皆乃虎将，必能护朕周全。”
语罢，他就一马当先冲了出去。当他赶到鄂尔多斯平原时，才宽正在与喀尔喀部激烈作战。
这位才总制并非是浪得虚名。他所带的是一支标准的一万人部队，守辎重三千人，马军两千人，以及作战步兵五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