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教廷申诉的十一条，就包括“教士对妇女行洗礼时，可否不用口津及盐，以及免除过量之涂油？”、“中华信徒如放债时，是否允许其征收百分之三十的利息？如系以放债为生，在其皈信天主之后，是否让其继续经营此种营业？”、“中华信徒尊敬孔子，可否用”圣”字？”、“中华信徒在其会堂中所悬匾额，对于皇帝应否用”万岁”字样？”、“对于中华非信教徒，可否举行弥撒典礼？”等内容，实际上涉及诸多习俗和禁忌，甚至挑战法律，对圣教的传播非常不利。
道明会修士闵明我（domingofernndeznavarrete）神父在杨光先教案之后返回欧洲，在马德里出版了《中国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概观》一书，继续抨击在华耶稣会传教士们的传教方式，位于意大利罗马的耶稣会总会于是紧急将该书寄至广州，并要求各地耶稣会传教士传阅并提供驳斥的论据。柏应理此行，就是将这几年大家讨论出来的意见条陈，带回欧洲进呈耶稣会总会，最好能够面见教宗亲自解释。
许纬辰听完柏应理对事情来龙去脉的介绍，心中有些怅然，一则知道柏应理此行应该是徒劳，将来“中华礼仪之争”将会愈演愈烈，暂时无法阻止，二来也是担心柏应理此去路途遥远，未必再能回到大明。只得与柏应理相约，来年出发之前，一定要到南京再见上一次。柏应理不但答应，而且还说，自己与殷铎泽神父合著的书籍《儒教，中国哲学》尚未完稿，需要再抓紧一些，所以这半年哪里都不会去，只会留在松江撰稿。
穆迪我神父急于返回武昌，第二天便登船出发。许纬辰和蒋淦商议，离开南京之前，所有事务都已移交给常镇业处理，暂时不急于回南京，而是与殷铎泽神父一起前往杭州。
许纬辰和蒋淦都是一年多前离开杭州，再未回来。到了延龄门外，似乎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延龄门守门的卫士已经由之前的斗葛宪兵换成了乡军，样子看上去不怎么精神。早先邹树人在杭州城外编练难民，一部分老弱军士就被编成了乡军，替换前往南京的宪兵。
步入城中，感觉是似乎有些落寞。自从皇帝移驾南京，杭州内城为之一空，除了之前购买新式住宅的商家和住户，只剩下永宁宫、王府的少数留守人员，以及育婴堂的孩子们。
“你看看，人气都没有。”蒋淦嘟嘟囔囔地说道，“按我说，还是把内城的城墙拆了，人多点热闹。”
许纬辰只管摇头：“这事你我说了都不算，唐云沛和五爷觉得要把杭州内城建成近代化城市的样板，那就让他们去搞呗。”
“那他们现在不是因为没钱停工了吗？占着这么大一块地，什么都不做。等你这帮孩子送去了南京，这城里更冷清。”蒋淦似乎是对这件事情有些忿忿不平。
“没关系啦，城里的商铺可以卖钱的，过一阵就会有钱继续建设了。”许纬辰心不在焉，看着街上的人流，有一搭无一搭地说道，“其实人也不少，外城的百姓白天可以进来做买卖的。”
两人熟门熟路，很快到了永宁宫的门口。门口也没有了英国卫队，而是大门紧闭，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太监坐在椅子上晒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