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史称“新旧党争“。
御史中丞吕诲控诉王安石变法十大过失，，神宗贬为地方官，王安石举荐吕公著代替其职。韩琦上疏规劝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下，神宗打算同意，执政曾公亮、陈升之等乘机附和，王安石虽多方辩驳，神宗仍然认为应听取各方面的建议。随后，王安石称病在家，继而请求辞官归隐。韩绛等规劝，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陈数朝廷内外诸官互相依附勾结的情况，进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怀天下。
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知府韩维报告朝廷，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争议纷纷，百姓更容易受到蛊惑。神宗则认为应听取百姓之言。
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免役钱激起群情汹汹、民心不稳，神宗忧形于色，寝食不安。安上门监郑侠绘东北《流民图》以告急文件特进。神宗反复观图，竟夕不眠，认为“天变“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随着改革深入，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发生动摇。同年四月，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宋神宗对变法产生怀疑，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使变法遭受重挫。
熙宁八年(1075年)，王安石再次拜相，但已经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宋神宗的动摇，变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长子王雱病故，王安石辞去宰相，从此隐居江宁，法令亦陆续被废止。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掉，史称“元佑更化“。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病逝于钟山。
元佑八年(1093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支持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佑党人“。宋哲宗亲政后，重新起用变法派，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更加激烈，新法已成为各派系倾轧的工具。从此宋朝进入了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影响
成效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积贫局面的改变
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彻底改变了北宋“积贫“的局面。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
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积弱局面的改善
改变“积贫积弱“的现象是王安石变法的总方针，富国强兵是变法的总目的。通过“强兵之法“的推行，积弱局面得以缓解，北宋国力有所增强。保甲法的推行，加强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了农村的社会治安，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并节省了大量训练费用;裁兵法提高了军队士兵素质;裁兵法提高军队士兵素质，将兵法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保马法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同时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军器监法增加了武器的生产量，质量也有所改善。
变法的强兵措施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这是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弊端
变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一些弊端和不足，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在变法的指导思想上，王安石偏重于谋求开辟财源，获取尽可能多的国家财政税收，如均输法利用国家行政权力强制进行收购、运销，以此手段来积累国家财富，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变法导致国富民贫，而这于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是大相径庭的，而且新法实行也过于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