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朱升心思细密，他是第一个下决心离开朱元璋的。
在洪武二年，即1369年，朱升就向皇帝请辞了。
按理说啊，朱升功劳很高，还救过朱元璋，用不上这么急着离开。
但是朱升是真正聪明的人，本来追随朱元璋抗元，也是他自己的毕生理想，理想达到了，完成了抱负，其他荣华富贵反而不是重要的了！
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朱升刚开始为朱元璋工作的时间是公元1357年，当时朱升都50多岁了，然后跟随朱元璋走南闯北打天下，12年时间，屡出奇谋，屡立奇功。
到了公元1368年，明朝立国，朱升已经60多岁了，这个时候告老还乡，没有太多值得怀疑的地方！
朱升辞官理由够充分的了！
朱元璋想以爵位挽留朱升，还对朱升说，这位爵位可以世袭。
但是朱升早已看透了这个皇帝的本质，就说“臣后人福薄，不敢叨天恩也”，怎么也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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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升再三请辞，终获明太祖同意，朱升在离开前，趁着朱元璋还念一点旧情的时候，就为其子向朱元璋求了一张“免死券”，明太祖一口答应下来。
但是太祖皇帝头脑灵活啊：我答应过不杀他，没有应承过不让他死啊！
朱升的儿子朱同作为太子朱标的一文一武的文方面的得力助手，本来是前程似锦的。
料不到朱标心地实在太善良软弱，老劝自己老爹对不同政见的人，不要太残忍，气得明太祖向他抡椅子，虽然抡不中，但足以吓死了这个太子。
朱标一死，明太祖只得另立孙子朱允炆做太子。
此时，明太祖已年迈，整日猜疑，加上失子之痛，让他倍感折磨又时不我待；为了年幼的朱允炆不被资老臣子所挟持，他就开始清理旧臣，包括前太子朱标的人，首先是拿了朱标的舅舅蓝玉开刀。
朱升的儿子朱同本来没有什么证据可以入罪，但也以“莫须有”的罪名，受蓝玉一案牵连。
太祖皇帝这个时候，当然还记得给朱升的承诺。
太祖皇帝没有找人杀朱同，而是让人送了一条白绫给朱同，朱同一见，当然知道圣上的意思啦！皇帝这是赐他自缢！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啊！
朱同敢不自杀么？
逃，未必逃得了，可能死得更惨，更可能连累家人甚至族人都受灾祸。
这就是为什么当年朱升的学生贾仁，对自己的挚友凌家老太爷说：再能算也没用，一切都是天定，救人却不能救己。
贾仁在其老师朱升离世后，心灰意冷，也远走不知所踪，说得好听，是云游四方，说得不好听，就是空有一身才华，郁郁不得志。
明太祖朱元璋打江山时，身边有很多武将；江山既定，武将就闲着，这时候文官相对来讲，要忙的事情就多了。
武将们眼看文官们很忙，自己一身清闲，心理的落差当然接受不了。
但是建国之初，明朝要改元朝体制，恢复唐宋规制，很多工作需要文人完成，太祖皇帝自然找文官商量的机会比找武官商量的机会多，那些武将们认为明太祖重文轻武了，有武将对此甚为不满，寻找机会诋毁打击文官，这就是明初的文武之争。
明初的时候，有一些元朝得了科举功名的读书人，并不愿意在新朝里担任官职，各种原因都有，明太祖知道了，心里自然感到很生气，觉得这些文人真是不识抬举！
那些武将一看，机会来了！
一位武将就对明太祖说：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
这位武将拿张士诚作例，说听到自己的门生说，张士诚原本叫张九四，后来让文人帮忙改名，就改成张士诚。
明太祖听了后说，张士诚的名字很好啊！有什么问题？
这位武将就说：
门生说，在《孟子》里有写着——士，诚小人也。张士诚是被那些文人捉弄了啊！改了一个称呼自己是小人的名字！
明太祖一听，不得了，这不是文人欺负武人不看书吗？
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明太祖内心的自卑感，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洪武文字狱，这段期间，无数读书人因为作品中有一个字，被人错误解释而人头落地。
明太祖的“文字狱”，是朱元璋对那些能让自己想起不堪出身的字眼，都以为别人换着法子来讥讪他。
有一个杭州府学教授叫徐一夔，为本府做《万寿贺表》，内有这样的一句话：
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
普通人看了，知道这句话是颂圣赞美。
但是明太祖看了，不是这样想的，他()
能从这段话里，看到“光、生、则”，觉得写的这人是“当着和尚骂秃子”！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光，不用说了，就是讥讪他曾经因为家穷，入寺做和尚，光头的经历；生，音与憎一样；则，是贼音。
明太祖即令人将这个写这篇文章的人斩首了！
徐一夔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因为几个字而没了命。
但是百姓真的不知道皇帝还会对什么字作出自我联想，明太祖还因此先后颁发了三本书，来详细规定官民上奏的各种文体格式，指导文人别犯讳。
明太祖手段的残酷，正是他内心自卑的影射；越是表现残酷，越是因为自卑。
所以，当看到那些对我们无礼的人时，不妨绕过；不涉利益的话，也不妨饶过！
因为，越是表现张狂的人，他们的内心其实越是自卑。
明朝的这些历史，放在历史长河里，如过眼烟云。
身在特务制度发达的明代，老道长和我，当然不会贸然地犯大不讳，到处去讲这些当朝故事；只是从旁引导，希望能为一个奋发向上、努力生存的家族趋吉避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