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随着倭寇之患，明朝海禁政策愈加严格。
从明初严厉的海禁政策，永乐年间海禁的松弛，到永乐后——洪熙到弘治年间海禁政策的再强化，再到嘉靖年间的海禁政策高度强化……这些政策对明朝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嘉靖年间——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藩侯的两个朝贡使团在宁波为入贡资格问题爆发了“争贡之役”，使很多无辜的明朝军民被杀或被掳，“浙中大震倭自是有轻中国心矣”。
于是在此之后，明朝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并对日本“闭绝贡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
是以，朝廷接受建议，封锁了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断绝了海上交通。
如此严厉的海禁政策下，遂导致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被视为非法行经，于是被迫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即被迫转入走私和武装走私，并出现了一些大的海上武装走私集团——如最大的，汪直的武装走私集团。
虽然在嘉靖三十六年，即公元1557年，当时的浙江巡抚胡宗宪成功诱降了汪直，并在两年后将其正法，但这场倭乱并没有因为汪直的死而终结——
因为明朝采用诱杀的方式，企图扑灭来自海上威胁的做法，无疑失去了走私商人对明朝的信任，于是导致东南海患愈加严重，一直到嘉靖四十五年，即公元1566年，在戚继光等将领的努力下，这场海患才最终得以扑灭。
“从嘉靖三十六年，到嘉靖四十五年……”
朱元璋张了张嘴：“这……近乎十年啊。”
而如此倭乱的发生还不是最初！
海禁政策……竟是影响如此之大吗？！
其实若真算起来，这次的海患前后一共持续了十五年，波及了整个大明海疆，沿海地区的经济也由此遭到严重破坏。
朱元璋：“……”
不止是想叹气，更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样沉重的损失，使得明朝开始反思海禁政策是否有必要继续施行。
于是这之后，朝堂之上开始掀起了一场关于是否开放海禁的争论，也就是所谓的“筹海之争”。
有支持的，自然也有反对的。
只是虽然反对开禁的声音一直都存在，但是随着明朝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开禁显然已经迫在眉睫。
嘉靖四十三年，即公元1564年，福建巡抚谭纶以回籍守制，上陈善后六事，遂指出——
“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禁之而私通如故不若官明通之，而制之以法，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鱼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起，宜稍宽其法。”
因此他请求朝廷允许有限度的开放海禁，这个主张在当时得到了明朝大部分官员的认可。
李世民不禁点头，倒是不错，堵不如疏。
其后，一直到隆庆年间，明朝政府再调整政策，允许民间赴海外通商，史称“隆庆开关”。
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明朝也由此出现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
——明朝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并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设立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不过对日本的贸易仍在禁止之内，所有出海船只均不得前往日本，若私自前往，则处以“通倭”之罪。
秦王宫。
嬴政也是不由得点头，后面对日本贸易的“禁止”规定非常之不错。
就合该如此！
也由此，对于倭患这一困扰明朝多年的顽症，自隆庆开关之后，因为解决了倭寇出现的这一经济根源问题，于是东南沿海从此“倭渐不为患”。
当然——其实隆庆初年的开关政策并不彻底，不过虽仍有诸多管理和限制，开放的月港也只是一处小港口……而且明朝依然通过发放许可证的方式对海外贸易进行控制。
如制定了非常苛刻的出海贸易规定——
对出海商人的船只到货物，从时间到路程都有严格的规定，并要求官兵严加盘查，同时为了能更好的监督出海商人，不仅对商人们实行连坐制度，甚至规定了举报者的赏格，以及诬告者不受惩罚等。
但是民间被压抑了两百年的商业活力，终于能够被释放出来。
而且失去经济诉求的走私贸易也随之开始根绝，成效还是非常明显的。
于是除倭患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消失之外，与此同时——史载隆庆初年，仅月港一地，“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所以显而易见，开关成效的确非常之明显。
不过总的来说，“隆庆开关”虽然为明朝带来了很多方面的益处，但这次开关对于明朝而言，其实更多是一次带有实验性质的尝试而已，如果缺乏持续的政策支持与产业提升，势必无法继续下去。
而且明朝在开关条件，以及规模上的诸多限制等，最终没能让这项良政得以推广到全国，使之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所以……其说到底，还是可惜的。”
朱元璋摇了摇头，深深叹了口气。
他哪里能想到，实行海禁政策，竟影响如此“深远”。
所以这偌大的一个国家，是由此慢慢落后于西方的吗？
不得不说，明朝海禁政策的确是个历史教训，固步自封，拒绝与世界文化交流，终究是错误的决定。
于国本身，以及潜移默化出现的负面影响，都是要为此付出代价的。
单对明朝国内而言，都可见海禁政策对于明朝发展的限制和沉重严峻的影响，更何况是对外的整体发展而言。
是啊，明朝自身都是如此“受创”了，那再与世界发展对比，岂不是越发的落后掣肘？
海禁，实属是不可施行之政策。
尤其更不该如此严厉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