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秋，庄图南直升一中高中；庄筱婷和林栋哲也都考入了一中初中部，成了庄图南的校友，作为初中生，两人从少年宫退役了。
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
宋莹、黄玲所在的棉纺厂是国企大厂，被列入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厂。
改革头两年，厂领导用一系列管理手段提高了生产效率，但计划经济的销售渠道和销售定额固定，超出计划的产品只能积压在库房里，销售价格也由国家指定，几乎没有上调，以上两个原因叠加，棉纺厂的效益并没有提高。
同时，厂里还在源源不断地接收返城知青和职工子弟——棉纺厂政策规定，父母退休，子女可以顶替父母的职位；父母未退休，子女如果是中专毕业生可直接进厂，子女如果是纺织系统的技校或职高毕业生，有资格排队轮候等名额进厂。
几种情况叠加，职工子弟或顶替，或分配，基本都能进厂捧上铁饭碗。
有进无出，棉纺厂的职工人数日益增加。
效益一般，人员臃肿，厂领导班子研究决定后，展开了“破墙开店”和“留职停薪”两项措施。
职工们对“破墙开店”这一措施是强烈支持的——把工厂的围墙敲掉，租给个体户开店，小商店如雨后春笋般围着工厂开了一圈，职工们吃、穿、用都方便了很多。
“破墙开店”的店铺租金暂时缓解了企业效益和职工们工资之间的矛盾，既让职工们的生活极大便利，又让厂里发出了工资福利——奖金数额不大，但用宋莹的话来说，苍蝇腿肉也是肉。
职工们工资福利的矛盾暂时解决了，人员臃肿的矛盾却无法解决——几乎没有任何职工响应“留职停薪”的号召，职工们以“我不嫌工资少，领导不嫌我懒”的心态照常上下班，以迟到早退、午休时间多睡一会儿等方式花样怠工。
院子里现在不种蛇瓜，改种小白菜、空心菜等绿叶菜了。瓜菜由庄超英和林武峰照管，黄玲和宋莹忙于接单，
上海市有了外贸公司，外贸公司长期向私人发放产品图片，再定期收购已钩织好的成品，私人凭此赚取手工费。
李一鸣在玄妙观前摆摊，生意很好，他和宋向阳每半个月就要去上海十六铺码头的市场进货。市场里有几家外贸公司的门面房，收购手工编织的毛衣、围巾等商品。
李一鸣和宋向阳去上海时麻袋、行李袋里是空的，他们索性帮亲友们接了外贸单，去上海时把成品带去出售，回苏州时带回售出的现金和下一个订单。
宋莹和黄玲都经常接这种外贸单——厂里的活不重，晚饭后和周末正好干些私活赚些零花钱，宋莹手脚麻利，偏好杯垫、围巾等工期短的小件，黄玲手艺精巧，喜欢完成毛衣、披肩等大件。
两人刚开始接单时还要看着杂志上的针法编织，熟练了之后，边看电视边闲聊边钩编，手下的功夫一点不慢，成品刷刷地完成，外快刷刷地赚。
黄玲每月能完成三件手工毛衣，她看着存折上不断上涨的数目，很欣慰，庄图南过两年读大学的生活费应该不是大问题了。
吴建国在院子里养了鸡鸭，除了自家吃，多出来的鸡、鸭、蛋就在街坊邻居里卖。
张阿妹所在轮胎厂一样人心浮动，她搭着黄玲和宋莹的人情，也成了外贸编织军中的一员。
电视机已经取消了限购，不需要票就可以购买了，吴家也买了电视，吴家的三个孩子就不常来林家看电视了。
宋向阳现在林武峰手下做临时工。
李一鸣基本选周日去上海进货，宋向阳和他一起去，帮他扛货，帮他分担商品的出站风险——两人去上海时扛半麻袋或一麻袋的外贸商品，回苏州时大概是五六个麻袋的小商品，他们怕被苏州火车站查获没收，总是坐半夜的车次回来，分批出站。
李一鸣和宋向阳被抓过一次，李一鸣是社会青年，宋向阳是压缩机一厂的临时工，火车站打了个电话给压缩机厂，林武峰施施然来了，送了一块手表，领走了两人和商品。
宋向阳惴惴不安地回厂，并没有受到很严重的处罚——车间会议上，林武峰说临时工工资低、没奖金，帮朋友扛个麻袋挣点辛苦钱，罚他打扫一个月车间，算了吧；有人提议档案上记一笔，林武峰摇头，小伙子还没成家，还要谈恋爱、找对象，算了吧。
林武峰是技术一把手，人又和气，在车间人缘好，他几句“算了吧”就把事情“盖”住了。
宋向阳向李一鸣不住感慨，“林工平时那么和气，大事上真有担当。”
李一鸣冒着“投机倒把罪”的风险勤奋挣钱，所幸在他摆摊一年半后，也就是1981年夏，苏州市发放了首批个体工商经营执照，李一鸣立即去工商所登记，拿到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他的小摊位和“倒买倒卖”的行为从此合法了，不用再东躲西藏打游击了。
和小巷里棉纺厂职工的“不务正业、专心副业”相反，庄超英一心扑到了工作上，新学期刚一开学，他就被提为教导主任。
教育局颁发了新文件，要求学校在具体教学中打破男女界限，体育课男女生一起上，实验课男女生同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