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纺厂改造了一条小巷，计划分配给职工做宿舍。
分房名单还没出来，棉纺厂出了一条爆炸性传闻——三更半夜，二车间厂花带着儿子敲响了书记家的门，被吵醒的左邻右舍模模糊糊地听到了一句，“……家里住不下，你要不给房子，我儿子就放你家了。”
一传十、十传百，传闻正欢快地往桃色方向一路狂奔时，后续出来了，事件急转直下，从桃色事件变成了家庭伦理剧。
书记下班后，看到厂花儿子四平八稳地坐在凳子上等着吃晚饭，气不打一处来，踢了他凳子一脚。
凳子翻了，小男孩跌坐在地上放声大哭，“你踢我……你让我爸爸给厂里招待所搞了台冰箱，你不给我妈妈房子，你还踢我。”
小男孩嚎得情真意切，声传千里，周围几栋楼都听见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还了书记清白。
周围几栋楼的同事们正赞叹书记一心为公时，小男孩又嚎了一嗓子，“昨天晚上，你老婆问你为什么不给家里也搞一台，你说你存的钱不敢让你妈知道，你妈会把钱要走的。叔叔，我爸爸真的搞不到冰箱了。”
当晚，书记家鸡飞狗跳，在小男孩的哭嚎声中，书记老妈和书记老婆打起来了。
双方势均力敌，打得难分难解。第二天，书记妈去厂医院开高血压药了，她是农村户口，没有医疗福利，书记被迫用辛苦积攒的私房钱交了医药费。
书记老婆痛斥婆婆装病，气冲冲地回了娘家。
全厂职工各出奇招，拼关系、比拳头、使阴招之后，十月底，厂领导终于公布了分配方案，在办公楼前的布告栏里贴出了名单。
黄玲站在布告栏前一喜一忧，喜的是她分到了两间卧室，忧的是，她和厂花家分到了同一个小院里，两家共用一个厨房。
一家四口就一间房，孩子们已经睡下，灯都关了，黄玲和丈夫庄超英依旧难遏兴奋，摸黑坐在小饭桌边窃窃私语。
筒子楼宿舍隔音不好，走道里的脚步声，隔壁的呼噜声清晰可闻，夫妻俩就着朦胧的月色，都看到了对方脸上无法抑制的笑容。
庄超英嘱咐妻子，“咱们这一层就咱家分到了房子，这些天要低调，一定要低调，”
黄玲怕吵醒孩子，不敢笑，但她的嘴角一直上翘着，“还用你吩咐，我都吩咐过孩子们了，不要在学校里多嘴。”
庄超英道，“瞒也瞒不住，就是别太嘚瑟了，招人恨。”
黄玲轻道，“真没想到……”
黄玲语焉不详，但庄超英完全明白她的未尽之意，“你是老职工，每年都是生产标兵，论工龄、论职称，厂里给你房子也是立典型。”
黄玲点点头。
庄超英道，“对了，一个院住两家，你知道邻居是谁吗？”
黄玲欲言又止，斟酌了一下才回答，宋莹，我和她不是一个车间的，不太熟。
庄超英直觉妻子话里有话，“不好处？”
黄玲道，“年轻时是厂里有名的厂花，人很漂亮，很时髦，据说嘴巴不饶人，很泼辣，她儿子和筱婷一个班，筱婷说他很淘气，经常被老师批评。”
大床上，庄筱婷翻了个身，似乎被吵醒了，夫妻俩立即屏息。
庄筱婷又翻了个身，再次沉沉睡去。
黄玲把声音压得更低，“就是把儿子扔书记家的……”
厂花把儿子扔书记家一事，棉纺厂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庄超英立即“啊”了一声，表示懂了。
宿舍在二楼，隐约能听见楼下草丛中的虫鸣声，庄超英出了一会儿神，“你觉得咱家能分到房子，会不会……会不会和国家恢复高考有关系？”
黄玲茫然摇了摇头。
庄超英道，“以前高中部都是混日子的，老师们心散，学生们心更散，自从报纸上说十二月下旬举行高考后，校领导好像有点重视高中了。”
黄玲道，“是啊，现在晚上都有人来找你问功课了，吵得咱家孩子没地方做作业。”
国家10年没举行高考了，尤其是市面上几乎买不到参考书，大多数人也压根不知道怎么报名、怎么备考、怎么填志愿，庄超英是棉纺厂附中高中部的数学老师，理所当然成了咨询中心。
两个月内，庄家门庭若市，来请教问题、来抄教案的人络绎不绝。
家里就一间房，生活被严重干扰，黄玲多少有点意见，但关系到考生们一辈子的前途，又都是同事熟人家的孩子，她只能反复劝慰自己，“忍忍，再忍忍，马上就高考了，反正前后就两个月。”
12月底，全国570万14岁至32岁的考生步入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