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数千年历史，虽然在社会中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信仰，但先祖们对于自然依然是心存敬畏的，从先秦时代开始，人们就十分注重按照自然法则行事的原则，很多行为规定都是为了顺应“天意”。
在传统文化中，人们以白昼为阳，以夜晚为阴，而“阳动”和“阴静”是古人心中的不二法则，由此为了顺应这一规律，古人便很少在夜晚出行。
而且当时也没有任何夜间照明设施，在夜间出行本来就很容易受到野兽的袭击，或者因为看不清路而发生意外，古人们便逐渐形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
历代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百姓的安全，也在人口大量聚集的城市当中设置了宵禁的制度，规定人们在入夜后不得随意外出，更不能在路上自由行走。
即使是奔丧这样的事情，也不例外。
只有在父母去世的时候，才能“见星而行，见星而舍”，稍稍给予一点特权。
由此也能看到，历朝历代对于宵禁的严格态度。
为了更好地管理宵禁，还专门设置相应负责司夜的官员。
在周代这些官员被称为“司寤氏”，他们主要负责观察星辰来决定和通知每天宵禁的时间，以及在路上巡查逮捕违反宵禁之人。
宵禁一般开始的时间在一更三点，解禁时间则为五更三点。
嗯，大约是现在的晚上八点到次日凌晨四点二十分。
这一规定从周代一直延续到了明代，始终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虽然宵禁在历朝历代一直都是重要制度，但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也可以适当解禁。
比如在先秦时代，每当周天子祭天的时候，由于百姓需要帮助官员进行准备，祭礼前一天的夜里，就是不实行宵禁的。但这种解禁实际上是一种徭役，并不是赋予百姓的福利。
真正为了百姓而解除宵禁，则要到武周在位时期才出现。
是时，武则天为了庆祝上元节，规定在正月十五、十六两日解除宵禁，允许百姓张灯结彩庆祝节日。
在第一次解除宵禁的夜里，长安城中的百姓纷纷走上街头点燃烟火，有了“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的盛大景象，这也成为了我国闹元宵传统的开端。
到了前宋时期，工商业经济发展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国内各市镇中住满了从事手工业的市民阶级。相较于农民他们有着更加丰富的娱乐需求，传统的短期解除宵禁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了。
于是在仁宗时，便进一步开放宵禁制度，从冬至之后，东京汴梁城内的便不再实行严格的宵禁。直到元宵节之前，百姓们在夜间都可以随意出行活动，这让无数百姓很早就能够感受到新春的节日氛围，闹新春的传统，自此开始定型。
这也使得整个前宋时期，出现了高度发达的夜市经济，市民娱乐文化也取得了蓬勃的发展。
到了大明代元而立，神州复统，随着正常的国家秩序重回正轨，永乐皇帝明确规定从正月十一日开始，其后十天都为元宵节“假期”，在这段时间里各地将解除宵禁。
此后的近两百年中，这个制度没有出现任何变化，其也成为了大明百姓一年中最期盼的日子。
秦随明制，城市的宵禁管理自然也继承和延续了惯有的制度，即使南京、苏州、广州这等数十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到了入夜时分，也禁止居民随意外出，自由闲逛。
即使，那些吃花酒、玩花魁的风流之辈，想要整夜寻欢，那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待在青楼画舫之中，而不能自由狂放地携妓于城中游走呼号。
而在齐国境内，尤其是汉洲本土，却是截然相反的情形。几乎所有的城市是没有宵禁制度的，只要你精力旺盛，而且荷包充足，可尽情地在街市中游荡，也能在灯火通明的“勾栏瓦舍”和琳琅满目的店铺里驻留不走，甚至可以驾着马车在空旷的道路上狂奔，感受速度与激情的快感。
随着夜幕深沉，长安城里的街灯和招牌仿佛更加明亮了，市井里弄也变得嘈杂起来。
街上行人络绎不绝，车马喧闹。一个个古色古香的小摊贩摆放在路边，散发着香气，一边招呼着过路行人，一边卖着各种小吃和小玩意儿。
前宋时期的汴梁盛景，大概也是这般情形吧。
细细凝视，夜市中那些华灯闪烁的楼房、招牌招摇的商铺、摊贩摆满的商品，仿佛都在极力地张扬这座城市的繁华和喧嚣。
“我要回去了。”玉娘恋恋不舍地看着眼前的热闹街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要是真的能留在齐国，那该多好呀！
“哦，那我送你回去吧。”柯广永听了，温润地笑着说道：“明日还要登台，是要早点休息。”
玉娘侧头看了看跟在身后被班主派来的两個“尾巴”，咬了咬嘴唇，低着头，朝戏班租住的旅社慢慢走去。
早在刚来齐国时，她对于一个女子抛头露面地游走于市井当中，尚感到一丝顾虑，更不消说与一个青年男子同行，心中是更为忌惮，觉得会被人斥为有伤风化。
后来，发现齐国的城市里，不论是中老年妇人，还是二八俏丽的少女，均是大大方方方地行走于街道之上，甚至还有亲密的情侣、恩爱的夫妻相携而走，并不特别避讳什么男女大防的禁忌。
因此，当十余天前，柯广永邀请她在戏剧表演结束后去街上逛一逛时，仅仅犹豫了片刻，便拉着几个同伴，随她一起游逛长安城的夜市。
相较于建业、广陵和大兴几座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作为帝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长安，整体物价明显要高出不少，让人不禁生出“居长安，大不易”的感叹。
毕竟，这座城市里聚集了大量的王公贵族、高官显贵，以及那些醉生梦死的外邦王爷和避难至此的昔日他国权贵，无数的财富在这座城市流淌，自然推高了城市的物价水平。
要知道，长安城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前明时期的北京和前宋时期的汴梁，是一座政治性的城市，也是一座消费性的城市，它自身并没有多少成规模的重工矿企业，只有寥寥数百家食品、纺织、服装等轻工企业，在保证了帝国都城的优良环境的同时--随着齐国工业化规模的日益扩大，汉洲本土许多城市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环境和空气污染，也使得它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帝国其他地区的供养，方才维持整座城市多达四十余万人口的日常所需。
好在，长安的东边是帝国第二大工业城市——大兴，西边是广阔的农牧业产区，南北两边几个府县均有储量丰富的煤矿资源，再加上以长安为核心的铁路交通网，足以保障帝国的都城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各类物资供应。
而且，因为聚集了太多的有钱人，使得长安的商业和服务业极为繁盛，来自世界各地的稀奇玩意都能在这里能买到。
到了夜间，除了茶馆、会所、剧院、酒肆、饭店等场所堆满了人外，夜市小摊、街边店铺、商品市场也是人头涌动。
这一切，都充分显示出齐国的经济发达、市场高度繁荣，更是证明齐国人的荷包里确实有那么几个小钱。
“柯兄，你怎生在此？”
就在两人徜徉在喧杂的街道上，突然几个年轻男子从他们身边匆匆跑过，但片刻之后，又拐了过来，一把将柯广永的胳膊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