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来到这个世界，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有怎样的新奇或悲惨等着我，可有一首歌把这一年唱得很好，“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而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那对夫妻，他们根本养不起我，苦苦坚持了两年，终于决定把我送给了一个算命先生，娶不到老婆的穷算命老先生，或许在那一刻，我的命运被注定了，或者被命运玩弄……
这是中国号称中国西南重镇的重庆，它曾有无比风光的历史，古代叫过一个名字--巴，与四川的蜀，常常被一起称之为巴蜀。
自刘备在白帝城托孤开始，古老的巴国变得越来越耀眼，一直到近代成为祖国西南耀眼的明星，大家叫它山城、雾都，老一辈人说重庆是九江合一江，多条大江汇聚到长江，涛涛长江从这里穿过，奔向东方。如此的大气磅礴，如此的明媚辉煌，可是我要很多年后才能熟悉它，我确实出生在重庆，可我出生的地方是一个重庆的边陲小镇，边陲小镇的农村。
山丘连着山丘，没有波澜壮阔的动容心魄，没有惊天动地的神秘传说，也没有激情澎湃的大江奔流；这是一块千万年平和的土地，如隐士般在中华五千年血雨腥风里安静从容，不曾驾驭乾坤名动天下，不曾达官显贵荣耀丘田；像随季节绽放的花、闻春风而发的草，在流年飞逝中千遍一律。是的，如此平凡的农村，平凡得在地图上找不到村庄的名字。
“算命吗？”我的养父站在街头巷口这样喊，或者是问，或者是等，这是他唯一掌握的一门谋生技能。
“算命吗？”多年以后，我也这样问，但我不喊，喊着算命太掉身价，但我会小声的问，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我唯一的谋生技能。
又过了些年，养父的优良传统“算命吗？”，这句问候被我抛弃了，不知道这算不算不孝，或者是不该忘记、甚至抛弃上一辈的“优良传统”。只因这时候，都是别人求着我：“有空吗？”而我会因上一辈的烙印，回答：“算命啊。”
变了一个字，语调也变了，我的命运也仿佛彻底变好了。而这个时候，我的养父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不然，他可以看到他给我这个儿子算的命准不准，当然，我的命运太过复杂，很难界定养父给我这个儿子算的命是否准确。
一九七九年，是一个极好的年头，我的祖国正在迈开大步向前走，好像所有的不幸与苦难都已结束，除了我的，因为我的苦难这时候才开始。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满神州大地”，很多文章都是这样形容这一年的，
那时我刚来到这个世界上，肯定是不懂春风，也是不懂什么叫神州大地，可以肯定的是，我确实是春天来到这个世界的，算是春风吹来的吧，但春天很短暂。
春天当然自古以来没有变过长短，在这个时节，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开得特别艳丽，而直到我长大以后，还能听见油菜地里的那些浪漫故事，对于穷山沟，那些事情确实是最浪漫的事了，只是那些浪漫的事被别人说起时，是当笑话，当娱乐话题的。
春天，麦苗也特别的绿，长得像不成熟的韭菜，既不能包饺子填饱肚子，也没法成为浪漫爱情故事的孕育地，实在长得太矮了。麦地里会有人弯着腰在拔草，一直有人弯着腰拔杂草，那拔草的身影中就有我的母亲，甚至我在她肚子里闹腾时，她还弯着腰在拔草。
小时候的我常常想：“有那么多草需要拔吗？”难道不是因为想偷偷看隔壁地里摇动的油菜花？两块地里种的庄稼不同，能看到的却不只是庄稼不同，地里发生的故事也不同。而我以为，麦地是没有灵魂的，因为从来都没有浪漫故事发生在麦地里，就算是麦苗长高了，长成熟了，也不可能发生，因为麦穗像刺猬，谁也受不了。
油菜地就不一样了，从远处看，金黄黄的一片，像金子铺在大地上，金光闪闪。走近看，油菜梗光滑细腻，油菜叶一尘不染，油菜花芳香扑鼻，最主要的是油菜身材高挑而曼妙，能够隐藏很多私会的身影。记得小时候读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句时，我总觉得写得不够真实，不应该是“人约油菜地”吗？
所以，油菜地是有丰富的灵魂的，不知道油菜地会不会看不起麦地，因为麦地里什么故事也没有，就像小时候村里孩子看不起我一样，我也像麦苗一样矮，因为矮，还带着麦穗一样的刺，总是让人不舒服。
直到我降生到这个世界，麦地才有了像样的故事，麦子地里生孩子当然是值得传扬的故事。
这是农村里春天的故事，而我也正好赶在春天的故事里降生。
我的养父常常埋怨：“小子，你的命不好算呐，你妈都没有记清楚你的具体时间。”
是的，我来到这个世界，只能确定年、月、日，没法确定时辰，那时贫穷的山沟里还很少见到手表，所以我一直没有考证到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具体时间，为此，我常常忧虑，忧虑走进地狱那一天时，怎样回答自己去到世间最详细的起点；天堂？我想天堂我可能是去不了啦，因为我是个算命的，因为算命要说很多谎话，说了那么多谎话，还能进天堂吗？
后来我为了给自己算命精确一些，我去问了我的母亲，试图推算出具体时间。为了我的母亲不厌烦，去问她时，我会卖上两斤肉，这样，我的母亲愿意坐下来给我讲那些本以为无关紧要的事情，而母亲在给我讲的时候，她会不停的去看挂在凹凸不平的石头墙上的肉，害怕我反悔似的，所以，母亲讲我的出生时，讲得特别详细，她可能觉得讲详细一些，我不好意思再把肉拿回去，虽然我早已申明那块肉是给她的。
母亲会从怀我的时候讲起：“唉！养不活，养不活还非得要，没办法，他不愿意结扎。”这好像是我必须要来到这个世界最充足的理由。
我会问：“不是那时计划生育搞得很严吗？”
“是啊，很严啊，所以，家里的粮食、猪，都因为生你而被弄完了，跟抢人似的，却又不抢人，把你抢了去多好啊？也不会把你送给那个瞎子养，他们就抢猪、抢粮食。”
作为长在新中国，肩上曾围过红领巾的我，会纠正：“那不是抢，是抵罚款，违反了，不就是要受罚吗？”
母亲不会与我争辩，她认定那是抢，我也没法跟她争辩，因为我只想知道我来到这个世界的准确时间。但是母亲的言语间，好像是我把家里的粮食和猪，这两样最宝贵的财产弄走了，因为她觉得，没有我的到来，那些抢粮抢猪的人也不会到来。
我知道粮食和猪对于那样的一个家庭的重要性，可我已经长大了，没法关心那些岁月的无情，甚至也没有对那时候曾满脸泪水，看着唯一的生命依靠被抢走的母亲做一丝安慰，事情已经过去了，难道要为此而报仇吗？我想知道我出生的具体时间。
母亲一番泪眼婆娑，一场无可奈何的哀叹，我必须忍受，必定是我想知道出生的具体时间，让她重新回忆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或许母亲想让我知道她的艰难和伟大，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还给了我生命，我不能对生活有一丝一毫的怨恨，而我并没有，我在等着讲最重要的片段，甚至都已经准备好了笔记本，就像要为一个伟大的人做传，必需庄重的记下不知道准不准确的事迹。
终于该说生我的那天了，母亲抬头看看老屋檐，目光最后还是落在斑驳的地上，目光落下时，划过那块二斤的肉。
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母亲就醒了，说是我闹醒的，我不太相信我能起得那么早，因为我几乎是睡到太阳晒屁股，都还不愿意起床那种人。
低矮黑暗的屋里，还没透出一丝光亮，想点上油灯，又想着煤油不多了，要在最需要的时候用。父亲已经早早上山去了，上山干什么母亲没有说，应该是干农活，那么早的时候，虽然天空可能还只是鱼肚白，也只能是干农活，那么早，油菜地里应该露水还很重，虽是暮春时节，被那么重的露水弄湿了，肯定也很冷，所以那么早不会发生什么爱情故事，我在笔记本把“油菜”两个字叉掉，重新写上：生我那天，天刚蒙蒙亮，母亲醒来，父亲已经上山干农活去了。
怀孕的人饿得特别快，母亲醒来以后，也想吃点东西，因没有点煤油灯，只能蹑手蹑脚如小偷一般摸到厨房去，凭着不能挡风遮雨的厨房的味道，判断出灶堂里还没有生火，吃的肯定就没有。家里有唯一可以马上放心吃进嘴里的东西，要么喝一瓢缸里的井水，要么是吃一根生红薯，母亲说她摸了一根生红薯吃。我觉得母亲肯定隐瞒了喝缸里的水这一细节，必定是我出生这一天母亲的行动，我想知道得更详细一些，怀胎快要生育的人，根据那些简单神奇的生理卫生课上的知识，怀胎已经十月的人，睡一夜刚起来时一定口渴，口渴便要喝东西，唯一能喝的只有缸里的水，母亲听完我的分析，没有争辩，点点头：“那应该是喝了。”
这就对了，看在二斤肉的份上，我的分析是正确的。
上厕所肯定是必要的，这无需记录，然后，母亲小心翼翼划燃了珍贵的火柴，精确无误的点燃了一把干草，扔进灶堂里。随便说一下，灶是长条石加上不规则石头磊起来的那种，比现在野炊搭的灶专业不了许多，这样的灶不具有很好的节能减排效果，却能煮东西，就是这么神奇，但是需要人弯腰，撅起嘴，对着灶堂里不断的吹气，火才真正的燃得起来，母亲也是这样做的。
我想，如果那时候我真已经在她肚子里醒了，她压低腰往灶堂里吹气时，会不会造成我的压迫感，这没法给母亲分析，非要这么详细，她可能会把二斤肉取下来，然后如驱赶野狗一样赶走我。
点燃火，就有光了，在锅没有被烧烂以前，快速的勺两瓢水进锅里，二两米，一小竹筒就是二两米，早已测量好的工具。还要往锅里放五斤父亲上山前洗好的红薯，一起倒进锅里，只要坚持灶堂的火不熄灭，要不了多久，就能吃上每天三餐都一样的饭：红薯稀饭。这样挺好，不用思考早饭、午饭、晚饭该煮什么，只要每次一样就好，不过，想不一样也没有下锅的材料。
讲到这里，我打断了母亲，好像忽略了一些细节，故事主体虽然是说待产的孕妇，但周边的影像也不能小觑，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呢？他们此刻在干嘛呢？
姐姐最大，起来了，也有些饿，她无论是想喝一瓢缸里的水，还是吃一个生红薯，这都是不被允许的。生水喝了拉肚子，拉肚子要吃药看医生，看医生是需要钱的，家里没钱，所以，不能喝生水。吃生红薯也是不允许的，红薯是家里共同财产，怎么能私自吃呢？母亲吃不一样，那是孕妇的特权，姐姐才六七岁，不可能怀孕，当然就没有单独吃生红薯的特权。
所以，姐姐便到灶堂前去烧火。
而我那两个一岁半的二哥，和三岁的大哥，他们此刻孩子床上，为避免“天亮了撒泡尿在床上”，母亲要去借着黎明前的一丝光亮把尿，虽然挺着大肚子蛮艰难的，但总比尿湿了床要晒稻草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