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罗马在西地中海的统治渐渐崩溃，当地行政机构也跟着瓦解。然而，罗马主教为首的教会体系，却保存了下来，并且继续发展完善。
到现在，公教教会已经有了一套十分先进的地方管理结构——它不但始终坚持中央集权的组织方式，甚至有了“郡国并行”结构和下属的“土司教会”。比如一些离得太远、有自己独特习俗的教会组织，只要承认罗马主教的权威，也可以实现双方互认，授予他们一定的头衔，给他们礼遇。
教会这套被称为“圣统”的制度，从五世纪就开始成型，之后渐渐发展成熟。在遍地都是浓厚部落遗俗的地方，这种制度先进得都不像是同一个时代的东西。实际上，绝大部分时间里，也确实都是各地的部落习俗和分封制度，在给教会拖后腿。
而且，在没有实力支撑的情况下，这个制度有时候反而还会碍事。有权威的国王们经常不把教会当回事，而且，这些动作不仅影响教会地方结构，也会影响到教会中央。
历史上的种种分裂和对立行为就不说了，哪怕在后世都有不少例子。郭康生活的那个时代，公教教会就一直拿塞里斯地区没办法，因此死死咬住主教任命的权力不松口，导致双方一直无法互认。
其实，主教任命权，本来也不是个大事。在欧洲，没对抗过教宗，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大国。但凡有点势力的国家，谁没争夺过这个权力。连王权衰落、教会势力巨大的波兰，国王和贵族们自行任命几个主教都不算什么。至于更近的几家，连自行任命教宗都干过。这么多年下来，教会早就麻木了。
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之前为了彰显成绩，教会在塞里斯设置了大批教省和教区编制。这导致只要双方对接，就会一下有几十名大主教和上百名主教冲进梵蒂冈。
在教会看来，这些人显然都是受塞里斯官府掌握的——是不是真的如此另说，但教会这么想也不奇怪，毕竟欧洲那边真的是这样。
而这么多人一下进来，会直接破坏教会内部的政治平衡，因此才导致谁都不敢让步。这也是他们这种十分强调中央集权的组织，无法避免的问题。
至于东方的正教会，则是另一种情况。由于教会长期受皇帝管理，所以西边的教士和学者们甚至直接称之为“皇帝兼牧首制度”，认为教会实际上已经是帝国下属的一个部门。
而东罗马一直对此表示反对，他们给出的理由包括皇帝本人不是教士，以及大牧首有权开除皇帝教籍等等。但实际上，这种事情极少发生，牧首的权力也只在其他政治势力压倒某一位皇帝时才能起作用。
对此无法解释的罗马神学家，于是采用“和谐”一次作为替代，形容宗教和政治权力互相支持的现象。
在郭康看来，其实东罗马这种制度才是更完善的，今后也应该不断发展，把教会彻底收编进来。但最大的问题是，东罗马帝国本身的实力却不行了。
那些在东罗马故地，和文化影响范围内出现的新生国家，把塞里斯周边的情况重新上演了一遍：政治上和罗马对抗，那文化和宗教上就必须和正教教会，准确说是和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对抗。所以，为了维持独立性，各国只要有了维持独立的实力，就会立刻想办法自建教会，摆脱君堡大牧首的影响。
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大，放在西欧，可能都不算不同礼仪的教会组织，连那种“宗教土司”都算不上。但是，如果不这么做，就会一直无法摆脱依附状态，早晚又被吸收回去。所以，哪怕生造，都得搞出点区别来。
总之，大家各有各的麻烦。而这也是目前，教会众多问题的根源。
天主教会的区域划分，与各国的行政划分，也不一定一致。教会经常比较滞后。外蒙分裂好几十年了，教会还是把那边叫库伦。
苏联解体之后，这个教区还恢复了。首任主教不是当地人，是教会委任的一位菲律宾教士，叫黄旭东主教。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