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儿育女的关键当然还是在于养的起，这不论是什么时代都是如此。
孙策府上添丁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溺婴一直是封建王朝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渭水不洗，口赋起。正是人头税给这个时代百姓的巨大压力。
而由于江东不仅改革了田制，更是针对如今天下的形势将税赋制度从按人头征税转为了按田亩征税，人口就成了江东治下最重要的生产力之一。
百姓都纷纷开始添丁，各家各户在极力的寻找青壮、增添丁口、雇佣佃客。
税收制度的改革，也使得统计重点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那就是上计皆改为了以田亩和工商为主，再不精细统计人口数量，当然各个大户也没了兴趣去隐匿户籍，收藏隐户。
政治制度一环的改变，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由于人口无法详细统计，就注定了国家无法采用征兵制，只能采用募兵制。
宋朝一直没有完整的人口普查，朝廷对京都有多少人口从无定论，孙策现在也是逐渐有些相信了。
因为关于府中的财富，陈月回报也是以田亩为主。
“夫君，府中最大的财富自然是划分给府上的园林、苑郁、田庄等共计二十万顷。”
二十万顷，看起来不多，可换算一下也就是两千多万亩了。
当然这里面并不是都是皇庄一样的田庄，大部分还是建康一带的苑郁，里面有山林猎场，有矿山湖泊。
陈月接着说道：“其中田庄大概有五万顷，但佃客只有四千余户，哪怕有耕牛，能够耕种的面积也仅仅十分之一二，大部分都租给了百姓。每岁春耕之季，最难的便是雇佣佃客，不使族中良田荒废。”
孙策轻抚其后背，笑着说道：“夫人操持家业，亦甚是辛苦啊。孤能家和万事兴，皆赖夫人之力也。”
而陈月所言，也展现了如今国家盛世的基础。
大乱过后，良田远多于人丁。
讲道理，五万顷皇庄规模真的是小到不能再小了。哪怕大明的福王，一次被赐田就有四万顷。
明制一亩比汉制一亩大多了，也就是孙策的这五万顷良田可能还不如大明末期一位王爷的家产多。
但即便如此，孙策府上都找不到足够的佃客来耕种，不得不租赁出去，就可见天下百姓完全不缺田亩耕种。
封建社会，绝大部分的盛世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大乱之后，人口锐减，土地矛盾减缓，人人有田可耕，遂使民间富庶，国泰民安。
因而孙策叹道：“国家有田，百姓有业，此我江东大兴之肇也。”
“不过孤记得似乎有数万刑徒为隶臣妾？”
陈月点头，回道：“这数万隶臣妾有人在开金矿，有人在作坊，亦有人在盐场、果园、茶园、桑园，每年皆增府中财富，如今府库中各种金银首饰，委实难以计数，玉石瓷器要以册典籍。”
“其中之重，黄金约五千斤，钱三十万缗，布帛七十万匹，锦缎万余。”
孙策微微颔首，看得出来，随着大富豪财富的增多，钱财就开始堆积了，能够消费流通的财富肯定比不上大量百姓。毕竟将军府就这么多人，不论怎么吃喝，他消费的能力就那么大了。
这要是按以往，富豪之家积攒了这么多财富，那肯定就直接埋了。
随着族中长者去世，后代子孙讲究事死如事生，肯定埋下去几吨重的铜钱，和大量的金银珠宝陪葬。
除了肥了盗墓贼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益处。
因而孙策问道：“孤听闻建康城中子钱商人十分兴盛？夫人可曾向外借子钱？”
别说中原不重视工商，事实上中原子钱商人之所以兴盛，很大的比例就是借给了那些小工商业者。
随着经济发展，有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想要转型成为工坊主或者商人。
只是缺少资金，所以子钱商人便弥补上了这一块。
当然孙策也不是给子钱商人正名，因为他们也从来都是不仅仅从事这方面，更多的还是借高利贷，为害百姓。
可这是没办法的事情，随着工商业兴盛，官府只能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大宋一朝经济上面临的两个重大难题，一是房地产，二是高利贷。
于是才有王安石的改革，设置青苗法，灵活地将常平仓、广惠仓的储粮折算为本钱，以百分之二十的利率贷给农民、城市手工业者，以缓和民间高利贷盘剥的现象，同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改善北宋“积贫”的现象。
当然，北宋的那个积贫跟其他王朝的积贫不太一样。
北宋所谓的积贫是指财政压力大，要缓解一下财政紧张的情况。像大明所谓的积贫，那是真没钱！税都收不上来。
而听闻孙策询问，陈月以为孙策是关心她有没有违法乱纪，她立即紧张的回道：“妾所做都是些清清白白的买卖，绝不曾违法乱纪。最违礼制的也不过是让下人在建康城中经商，可这又不止妾一人在做。各大族哪个不在建康城中建房舍几十、几百座，坐收赁钱？”
孙策笑着拍了拍其手，说道：“孤并非是要斥责夫人，这子钱商人其他人做的，难道我等做不得？”
“做！不仅要做！还要做大！”
孙策态度坚决，说道：“民间需要借贷，这是千古皆然的事情，放之四海而皆准。我等不借，亦有子钱商人会借。那倒不如堂堂正正的开门经营，就叫钱庄。我等规模更大，利息更低，则百姓将更加受益。”
“三十万缗家财，留在府中亦只是一堆铜铁，流通出去，方能促民间繁华。”
王安石想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理想无疑是好的。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