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导演，既然你这么说，那你告诉我文艺电影搞批判我们该怎么拍？”a导演愤愤的问道。
“很难吗？刚才我不是说了，为什么不批判批判一下所谓的虚假的西方普世价值？为什么不批判一下西方的君主制？为什么不批判一下西方合法的黑帮制度，还有他们的色情合法的制度。
美西方这些年都要造成多少年轻的男子与少女被黑帮枪杀，被拐进妓院？再比如批判一下资本主义制度，资本家是如何朱门酒肉臭的？也可以批判一下不过是在西方留个洋或移个民，在外国当二等三等公民，一回国就用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对待同胞的……
如果你们想批判，那批判的素材多得很，怎么不见你们去批判了？偏偏一定要咬住制度在那里一个劲的批判？不批判制度就不是批判了是吧？
这就好像你面前有稻谷、玉米、小麦，你只懂得如何吃小小麦，宁愿饿死也不去吃稻谷与玉米一口？我在这里讲这么多只想说一个道理。
那就是你们在抱怨制度限制你们批判，实际上在你们认为最先进的美西方也有制度限制了他们的批判的。这说明一个问题，不只是中国有限制，在哪个国家都有限制。
另一个是，你们想要批判可以，不是不行，但不要死死的抱着一个体制批判，除了体制之外可批判的素材多得很，但也没见你们去批判啊。”
何方说完话之后，主持人都不知道怎么接话了，这时候王司长缓缓的拿起话筒。
“我说两句。”王司长的开口让所有人都看向了他。
“刚才w导演的一句话我是认可的，即电影的两条腿文艺与商业都要照顾到。但是，我更认可何方导演的话，不是不照顾文艺电影，而是你们要求的很多我们做不到。
我们政策法规司每年研究全球发达国家以及影视发展优秀国家的法律法规不知多少，每年因此而开的研讨会大大小小不下百场，我们都在讨论怎么改革，怎么做出有利于我们电影未来发展的政策。
正如何方导演所说，有些法律法规是不能照搬的，因为我们的体制就不一样，照搬不了。比如你硬要把鸭身上的东西搬到鸡身上去，这不是不伦不类了嘛。
我们也能理解一些文艺片导演的着急、焦虑、甚至不满，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要解决你们的不满就要把制度都改变吧？今天既然聊到这了，我也就跟你们说几句真心话。
正如何方所说，如果我们的电影中允许黑帮电影存在了，那么警察部门的人肯定会跑到广电总局来质问我们。我们做电影的是对他们警察部门的有多不满，把他们的工作贬得多低才会在社会上以及全世界宣扬他们的不作为？
关键是有些有事实依据的也就算了，但很多的故事都是虚构的，这就是存在恶意抹黑警察的行为了。你们告诉我，如果你们在认真拍电影，大奖拿了无数票房取得成功，但是全国人民却在不断的批判你们，辱骂你们，你们说你们是什么想法？
你们为了自己的荣辱与奖章然后不管不顾的就去批判，那别人呢？那警察系统的人是不是不管不顾的来抓你们呢？肯定不能吧？所以大家做事都得讲规矩。
像何方导演之前拍的《湄公河行动》，他也得讲规矩，去向警察部门申请能不能拍啊，警察部门允许拍了他才能拍。为什么要申请？
因为中国中国的犯罪率为每10万人15.24起，相比之下美国则为每10万人379.4起，中国的犯罪率仅为美国的4％。但是，如果每天都去报道这个犯罪新闻拍这种犯罪电影，那我们每年的新闻与电影荧幕上会让人看到的是铺天盖地的犯罪，会让人觉得中国治安非常之差。
但是事实上呢？事实上美国的治安比我们差了250倍，那为什么全世界并没有觉得美国很危险呢？就是他们的新闻与电影等宣传媒体控制了报道数量，让大家看不到那些案件。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允许你们天天拍那些犯罪的东西的原因，不是不可以拍，可以拍，但是要控制一个量，而且要去抓典型拍。”
王司长也是苦口婆心，他也不容易啊，因为大家都不理解他们的用心，只知道骂他们就是政治正确，这样下去他们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台下许多之前不明白的人听到王司长这么一说，也是终于理解了政策的制度为什么人这样的原因，确实不是大家想的那样是上面的人不作为，而是做了许多事普通人不了解。
普通人为什么容易被煽动？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然后就被人挑拨说‘有人不作为’，然后普通人就跟着骂。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