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4章 我不强迫，我一般让人自愿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国家很早就已产生，但首先提出民族概念并使之与国家等同起来的则是近代西方，比如法国。
在赛大帝看来，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虽然有许多国家，但罗马教会高高在上，占据了政治和宗教的双重权威，导致了教会与国家、教皇与国王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
随着中世纪社会走向瓦解，各地反对教皇和教会的势力开始发展，出现了张扬本地和本国优越性的民族化思想。
文化上，人们极力赞美本族群的语言、血缘、历史和神话传说，强调与其他族群的不同之处，激发一致对外的共同体意识。
政治上，提出了人民主权学说，确信各国人民有独自处理对内和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以此来对抗教会的垄断权力，维护本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这种高度统一、完全自主的群体构成了民族，国家则是它的基本组织和制度形式。
国家与民族天然地联系在一起，民族国家就此诞生。
由于民族国家是反对教权主义的产物，所以信奉世俗主义是它的基本特点，世俗主义要求国民或民族成员的最高忠诚对象从教会变成民族及其国家。
有一种观点是，民族国家“就是指由一个民族掌握政治主权的国家。它不仅政治上组织有序、保持独立，而且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换言之，所谓西欧意义上的国家就是单一族群的国家。
但事实上，近代包括欧洲在内的很多民族国家都是多族群的国家，这是对单一民族国家理论的质疑和挑战，也是奥斯曼帝国的机会。
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为了对抗萨法维波斯，帝国赋予库尔德部落一定的特权，获得了库尔德人的部分忠诚，库尔德部落则在名义上承认了帝国的统治权，因而是一种互利的产物。
库尔德部落首领联合起来帮助奥斯曼人，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一种自治式生活方式。
奥斯曼帝国需要的是库尔德人的忠诚，库尔德人则需要帝国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
一方面，库尔德斯坦多山的地形和库尔德人桀骜不驯的性格以及部落结构，阻碍了帝国实行直接统治的成效。
另一方面，双方都意识到彼此权力的边界和有限性，因此才可以通过谈判来安排涉及领土的问题。
而塞大帝这一回对于库尔德人的处理，最主要的要求实际上也是“忠诚“。
毕竟在一个边界地带，政治上的忠诚远远重要于常规性的交税。
所以嘛，这就需要塞大帝表现手段了。
一个长期自治的库尔德斯坦，在面对税收、官僚时会产生极为强烈的反弹，所以在解决这种埃米尔部落制度之前，要解决的就是对方这种自治状态。
塞大帝从不否认，奥斯曼帝国是从游牧部落起家。
然而纵观东西方，任何一个游牧政权一旦建立了帝国的家业，则转而反对部落主义，致力于沿着公民文化来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包括常规军队、庞大和相对有效的官僚机构。
一个帝国，一个处在封建时期的能够长久维持的帝国，其主要的经济收入必然来源于农业，游牧部落难以在其中找到自身的位置，因此一旦政权在某处扎根，则寻求将部落加以安置和登记。
然而一个帝国的统治者同时又是现实主义的战略家，苏丹们对于16世纪帝国在东部边陲地区面临的一个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困境﹣﹣一方面需要防止萨法维王朝的颠覆和渗透，另一方面在该区域实行直接管理和收税又显得极其困难，甚至会产生副作用。
所以这些祖先们总是将库尔德人当作独特群体来对待，尤其是利用他们来保证边界的稳定。
作为对他们自治的交换，库尔德贵族向苏丹交税并提供兵源。
库尔德斯坦已有的公国得到了巩固和承认，这些公国的政治体制类似于黑羊王朝和白羊王朝以及土库曼联盟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