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延安府的村庄人力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百姓算了算合适,每个村子只需要出几个后生全天观察情况,就能免掉整个村子的税粮,很值。
当然这套东西防的不仅仅是官军,进了贼,待遇也一样。
任权儿在信里说,他练这个不为别的,刘长官说过,谁都别想抢老百姓的东西。
当然任长官在信里也不免担心。
他写信有三个目的。
一来,为了给刘长官传报喜讯,他因为护卫地方有功又升官了,如今延安卫的指挥使。
二来,是问问刘长官啥时候回来,刘长官麾下三千二百零八名忠诚的延安卫旗军,时刻准备高举刘字大旗。
三来,是问问自己这么做对不对。
目前的情况是,就算刘承宗回来,恐怕也很难在延安府收上粮。
本来任权儿是可以把延安卫旗军补满的,但后来他发现不能补满,经过几年灾荒、两年战乱,陕北没富家。
当任长官失去最大的创收手段,靠卫所军田和刘长官留下的安塞王庄,养不活五千六百个兵。
想从百姓那想想办法,但经过半年的加强演习后,蓦然回首,任权儿发现在延安府,他也筹不上粮了。
只要不找百姓要粮要钱,他在延安府可以横着走,就像一棵深深扎根的大树,这片土地上任何风吹草动都瞒不住他。
如果想向百姓要钱要粮,第一次总是能要着的。
但等他再带兵经过那几个村子,人去村空,啥也没有。
事后派人问问,周围的村子都说不知道,他们看见中间那山峁上孤零零一棵树倒了,只知道进了兵,也不知道是指挥使大人的兵啊!
任权儿用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自己对刘长官的意图算贯彻到底了,百姓的逃难训练非常成功。
任何人都别想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征到钱粮,包括他自己。
这封信把刘承宗看得哭笑不得,他是真没想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随口说的一句话,却让任权儿做到了这种程度。
王自用的回信就简单多了,王把总在朝廷那当官当的不舒服,朝廷认为曹文诏的关宁军接**凉,王自用的押粮队没跟上有一定责任。
而现在延安府的情况是,王自用很难给刘承宗拉到人,所以他打算自己带些人手过来,不给朝廷干了。
放下书信,刘承宗整个人都振奋起来。
这些来自陕北的力量,鼓舞他继续思考下去,思考人们想要的是什么,思考自己怎么弄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其实在陕北很艰难,那里有天灾人祸,人们的生活水平快速的严重下降,每个人都意识到出了问题,不满情绪像一口沸腾的锅,总有冲开锅盖的一天。
他们别无选择,数不清的人互相撕扯,争夺求生希望,旧的秩序早已崩溃。
有些人认为自己的人生出了问题,要想办法改变。
有些人则认为自己的国家出了问题,要想办法保护。
在新秩序的建立中,他也不过只是其中一个,选了其中一边,从来都不孤单。
尽管帝国的强大在他意料之中,终归他们多,敌人少,人们最大的艰难是口粮,口粮让人们做任何决定都简单得多。
山陕的饥民饥军,像绝望的热锅蚂蚁,闷头乱窜却爬不出锅。
人们已经无法想象生活还能再坏到哪里,每个人都想跨越雷池,却不敢。
所以需要像他这样的人,顶着被通缉悬赏的罪责,率领众人在热锅上冲出一条活路,只要他说有一条路,就有人愿意跟他走。
艰难里,也就还总是透着希望。
而在这儿,情况要难的多。
起初刘承宗想把自己摆在解救者的位置上,看见奴隶的遭遇后,甚至有点救世主的感觉,对这里充满俯视。
但经过一路进军,他在试着理解这里,分析这里。
对手的军力不强,但旧秩序却无比坚固,和陕北最大的差别在于,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他来之前没有下降。
贵族有贵族的生活水平,奴隶有奴隶的生活水平,几百年来一直如此,人们擅长在这套秩序下生活。
即使是奴隶,遵守奴隶的规则、完成奴隶的工作,也让他们得心应手,从而苦中作乐感到轻松。
换句话说,人们不需要他。
甚至仍然在贵族身边的差巴和堆穷,生活水平还因为他的到来下降了。
贵族们为了跟他打仗,领民家家户户都要出粮出兵,本就贫苦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陕西的百姓因加税憎恨后金,这里的百姓同样会因出兵纳粮憎恨他。
他不能居高临下俯视别人,就好像他给的东西是好的,别人不领情就是不知好歹。
把羊请到床上,人撵进圈里,人不舒服,羊也别扭。
正像丹巴庄园里这张铺了厚褥的床,比中军帅帐的简陋床铺舒服,可他不需要。
基于这种思考,刘承宗渐渐找到诀窍,在脑海中构建出自己接下来的战略。
对外的大方向,自然要拿下能征服的所有土地,但在战争中,对不同的地方贵族需要有轻重缓急。
对于归附自己的贵族,可以给他们适当权力,或用小刀割肉的手段,给其一夕安寝的希望。
但对于一方面筹备作战、一方面又希望议和的敌人,必须尽快将其整个家族连根拔起。
拖的时间越久,贵族的领民身上包袱与压力就越重,生活水平下降越明显,就越仇恨自己。
最后即使是想要解放奴隶的人,也会陷入被奴隶反对的窘境之中。
但如果下手够快,贵族们因为自己压在百姓身上的包袱还不够多,等战争结束,奴隶的私有财物与生命安全得到保护,变革的阻力就会小得多。
刘承宗无声起身,解下毛毯给樊三郎盖上,转身迎着黑暗走向阳台。
天就要亮了。
半夜好!实在抱歉,昨天以为能写完,但拖到半夜才写完,祝大家2022年顺风顺水顺心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