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则，寻常百姓实在难以理解，这种看不见、摸不着、听不见的电报信号，竟然可以传递消息，数千里的距离，转瞬即至。
相比之下，朱高煦在乾熙六年裁撤努尔干都司，新增置辽西省、松江省、黑龙江都司、努尔江都司，倒显得理所当然了。
假如铁路之事朱高煦也办成了，那绝对是利在千秋的巨大功绩！
总而言之，别说齐泰、夏原吉在朱高煦处置了右佥都御史李新等人后改变了主意，就连蹇义、于彦昭、李景隆、徐辉祖也相继出言附和齐泰的观点。
“既然如此，朕准了诸卿的建言，先开建京同、玉同两条铁路，但工期要缩短，朕只给四年的时间。”
朱高煦目光扫过徐辉祖等七人，朗声道：“修建铁路比铺设有线电报要难，朕原本打算把京同铁路交给于谦主持修建。可胡濙重掌专利署之后，于谦已被朕派出去主持修建‘辽阳至吉林有线电报’。因此，主持修建京同、玉同两条铁路的大臣，诸卿心中可有合适的人选？”
这个问题虽然不是送命题，但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被推举者若是将来在任上犯了错，或是耽误朝廷建设铁路的工期，那么今日的推举者则需要负连带责任，至少也会被御史弹劾一个识人不明之罪。
此乃举荐责任制。
尽管历朝君王都知道举荐责任制与官员间的党争、包庇有密切关联，却依然坚定不移的施行这一制度。
原因是此制度的存在，有个最大的好处，即可以限制官僚的权力。
因为若没有举荐责任制，官员们完全可以以个人喜好为导向，手下谁给的钱多就提拔谁，谁拍的马屁好就提拔谁等等，毕竟被提拔的人犯了错，这个官员也不需要承担责任。
反之，举荐要负连带责任，情形严重者会被撤职的话，那么官员们在举荐人时就会慎重，甚至会多方面考核或试探被举荐的人。
如此便可极大的杜绝官员对举荐权的滥用、乱用。
此时，就算是久掌吏部，对朝廷储备的各种人才了然于胸的蹇义，也是眉头紧皱，认真在脑海中思索着合适的人选。
“陛下，臣推举顺天府尹王骥主持修建京同铁路。”
李景隆出人意料地打破沉默，率先开口道：“王骥自乾熙元年五月就任顺天府尹以来，廉洁公正，不附权贵，敢于替百姓申不平，为朝廷办了不少实事。”
“京同铁路的修建，涉及到拆迁及安置事务，非公正为民之人不可胜任。这一点，王骥符合要求。”
“再者，修建铁路并非高坐衙门大堂指点手下人干活就行，还需要不畏艰辛，亲临工地，甚至明察暗访，以防有人偷工减料。可见体弱胆小之人，断不能胜任。”
“而王骥此人乃武事科进士出身，精于骑射，刚毅有胆。如今虽已年过五旬，却依旧威武有力。由他主持修建京同铁路之事，臣觉得甚是妥当。”
朱高煦当然知道王骥，毕竟此人能升任顺天府尹，皆是他当年一手提拔而来。
早年王骥经县学推荐入金陵常科书院进学，于永乐八年考中武事科进士，授职兵科给事中。
不久后，他兼御史之职，奉命巡察山西旱灾，并在深入了解盐池地区百姓疾苦后，奏请朝廷免除盐池拖欠的赋税二十余万石，得到了朱棣恩准。
经此一事，王骥从寂寂无名的寻常官员，一跃成了山西盐池地区百姓心中的大清官，并由此得到了朱高煦的看重。
之后，王骥历任应天府府丞、行在（北平）都察院御史、山西按察司副使。
乾熙元年五月，朱高煦借吕震案，对六部九卿进行了人事调整，原顺天府尹顾佐被升为都察院右都御史，时任山西按察司副使的王骥受召入京，担任顺天府尹。
“不错，王骥老成持重，是主持修建京同铁路的合适人选。”
朱高煦没有询问众臣意见，而是直接下令道：“内阁拟旨，自即日起，于工部下设正三品铁路署衙门，设侍郎一名，专司铁路营建、修缮等事务。”
“暂于铁路署下设直隶清吏司一处，依制设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由顺天府尹王骥兼任工部铁路署侍郎，主持修建京同铁路之事，限期四年完成。”
ps：昨天下班太晚，累成狗了，所以没有码出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