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子述来庆元府任通判就一个目的，看好魏王，架空魏王的权利。
公文到了庆元府，长史莫泽和司马程珌本想以三年期未到来驳回，但想到这是魏王的人，还是征求了魏王的意见，并且这是人事任免，身为地方军政一把手，魏王肯定是要知道的。
主要就是钱粮人事等部份。
这不说比后世了，就是比起明朝来，南宋一个县吃公饭的人还是相当少。
南宋地方主官都要异地任职，且是三年一任期，官少而吏役多，而这些吏役基本都是当地人，或豪强士绅的族人，或致仕官宦的亲属，或商贾富人推荐，更有甚者，还有地方青皮流氓参与。
可以说，此时南宋士大夫普遍认为，地方形成了吏人专权、乃至专横的局面，但却没有人提出有效的应付之术。
长史莫泽等赵与芮兄弟坐好后，便开始道：“庆元府所有赋税窠名被分为两税、榷盐收入、榷酒收入、商税、牙契收入、市舶收入、湖田收入，职田收入和杂赋九类。”
这几个官员，在南宋又叫亲民官。
到南宋中后期时，朝廷也多次出现了诸多“吏强官弱“的议论，公吏被称为当时地方上最大的祸患之一。
一万户以上的大县，最多可以设吏人150人，后来随着两万户的县越来越多，吏人编制也越来越多，到现在为止，两万户以上的县，吏人大概为两百多，即便是京师的县，也没有超过三百人的。
最近魏王与庆元府交接，府中大小事宜都由三人收管，他们需要向魏王报告之后，联名通签向京师报备。
这九大收入，也是南宋发达府县重要的财政来源。
手力包括：解子与脚力（负责将州府文书公移传达于县的役，脚力、解子等还承担抬轿、巡更等役使）、斗子、库子掏子、秤子等（这几个役人以掌管度量衡、官库钱物的质量检查、保管出纳及出入籍帐）、医人、杂职、拦头（拦路收税）、所由（相当于捕快），另有追催拖欠租税、为县官“供身驱使“，提供迎送搬运等各种差使，专副，指在酒务、官库、驿馆等处设置的以征收专卖收入为主要职责的公人役目。
二月初四，李宗勉在县衙与人争吵，据说还拍了桌子，因为他的话，完全在县衙没人听。
其中原因，一方面有主要官员只干三年，反正有权也好没权也好，干满三年就走，没必要和地方吏役们争权斗狠；其二，吏役都是当地头蛇，很多事情确实需要吏役们配合才能干好，当时整个南宋地方艰难，吏役们为保证赋税的及时足额上缴，保持政令民情的上行下达，协助县官办理狱讼以缓和社会矛盾等各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官员们也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三吏役们弄到的好处，还会分给官员，何乐而不为。
也有很多吏役，都是一代接一代传承接班，父亲干到退休，儿子顶替接着干，儿子退休，孙子接着干。
但赵与芮给全勇弄了武官的品阶，明显以后想让他往军队方面走。
他以前干过知府，这次降成通判，但想到之前被罢官在家两年多，还算能接受。
当然，他的用途却不是全用在中\央，其中绢绵主要应付殿前司诸军和府界诸色人春冬衣用。
三人都是新来当地，和前任交接之后，汇总了庆元府的情况，虽然想驾空赵与芮，但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特别他们知道魏王爱钱，定海县、慈溪县两个县，不能动。
也就是说，京师禁军殿前司和地方主要官员（有绢绵分配的），都是从这正税里出。
赵与芮认真听着，也正好学习两宋赋税收入来源和支出。
其中正税包括征收的夏税为钱（可折绢、绸、绵、折帛线）和秋税为粮（其他地方每亩征七升到一斗，江南亩三斗左右）等。
正因为朝廷和官员们不作为，或者也不想作为，南宋中后期地方吏役横行地方，营私舞弊，违法害民，严重拖累南宋的经济和影响百姓安乐。
通判聂子述正在打量赵与芮兄弟。
此时赵与芮坐在主位，赵与莒站在他身后。
不满一千户的县，县令会兼主簿或县尉，有的小县甚至只有一个县令，没有县尉和主簿，人口较多的，县尉会设两个。
苗米还要供应地方驻军，余下的才是中\央的。
而两宋附加税往往比正税还多还重，名目繁杂，比如耗米，就是说秋粮税在运输中会损耗，所以每纳一石，征耗米4-5斗，在有些贪官污吏的贪婪下，甚至会出现耗米一到两石的，这还叫正耗。
另有明会耗、州用耗、水脚钱、车脚钱、义仓税、农器税、香盐钱、市例钱等各种附加税，到南宋中后期，都甚至超过正税，这让很多百姓要多交一两倍才能及数，百姓身受其苦，民不聊生。
用莫泽的话说，这两税除了提供定海驻军外，就只有魏王府和他们主要官员的绢绵是从这里出的，其余都要上交。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