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典本人曾是体操明星，辉煌的战绩也包括拿下全瑞典单杠冠军。如今的他热衷狩猎，也是某个誓死反对同性恋的基督教会的会友。莎兰德上了瑞典狩猎与野生动物管理协会和基督之友的网站，看看他们都从事些什么活动。接着她假借这些组织的名义寄给林典两封颇令人心动的电子邮件，并随信附上植入精密恶意程序的pdf文档，只要林典点阅这些信息，附加档案就会自动开启。
八点二十三分她已连上服务器，心中的怀疑立即获得证实。奥格斯·鲍德在前一天下午入院了。病历中，先是描述他住院的起因，底下接着写道：
幼儿自闭症，严重智能障碍。躁动。因父亲死亡受严重创伤。须经常观察。难应付。带了拼图。不准画画！据观察有破坏性强迫行为。由心理医师佛斯贝诊断，托·林确认。
再底下还有一段，显然是后来加上的：
查尔士·艾铎曼教授、督察长包柏蓝斯基与侦查警官茉迪，将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三上午十点来见奥·鲍德。托·林会在场。在监督下画图。
再往下又写道：
变更地点。奥·鲍德由托·林与艾铎曼教授带往母亲汉娜·鲍德位于托尔斯路的住处，包柏蓝斯基与茉迪前往会合。奥·鲍在住家环境里可能会画得更好。
莎兰德快速查了一下艾铎曼是谁，一看到他的专业领域是学者技能，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似乎准备以素描方式取得供词，否则包柏蓝斯基和茉迪怎会对这孩子的画感兴趣，布隆维斯特提问时又怎会如此小心翼翼？
这一切绝不可外泄，绝不能让凶手发现这个孩子有可能画出他的肖像。莎兰德决定亲自看看林典在邮件通信上有多谨慎。幸好他并未多提孩子的绘画能力，反倒是昨晚十一点十分艾铎曼写了封电子邮件给他，还副本给茉迪和包柏蓝斯基。这封信显然就是变更会面地点的原因。艾铎曼写道：
嗨，托凯尔，真是太感谢你愿意在医学中心见我，但恐怕得拂逆你的好意。我想若能安排孩子在他感到安全的环境作画，才最有希望获得理想结果。我绝对无意批评贵中心，关于贵中心的好评毕竟是如雷贯耳。
才怪，莎兰德嘀咕了一句，又接着往下看：
因此我希望明天早上将孩子带到托尔斯路，他母亲汉娜·鲍德的住处。原因在于相关文献皆已认定，母亲在场对于具学者技能的儿童有正面影响。如果你能在九点十五分带着孩子在斯维亚路侧入口等候，我可以顺道去接你们，我们也能乘机做个同业交流。
查尔士·艾铎曼 敬上
包柏蓝斯基与茉迪分别在七点零一分与七点十四分回复，他们写道：当然应该尊重艾铎曼的专业，接受他的建议。林典则是刚刚在七点五十七分才确认他会和孩子在斯维亚路的门外等艾铎曼。莎兰德静坐沉思了片刻，然后走到厨房，从橱柜拿了几块已经走味的饼干，望着外头的斯鲁森与骑士湾暗忖：所以说，会面地点改了。
男孩不在医学中心里画画，而是要送到母亲家。母亲在场会有正面影响，艾铎曼如此写道。莎兰德不太喜欢这句话的感觉，很老套不是吗？至于句子的开头也好不到哪儿去：“原因在于相关文献皆已认定……”
太浮夸了。虽然确实有很多知名学者不管怎么努力文笔都不好，而且她对这位教授平时的表达方式也一无所知，但一个世界顶尖的神经学家真的觉得有必要仰赖文献的认定吗？他难道不会更有自信？
莎兰德回到计算机前，在网络上浏览了艾铎曼的几篇论文，虽然字里行间偶尔能感觉到些许傲气，即便在最有事实根据的段落也不例外，却绝无不得体或幼稚之处。相反地，此人相当机敏伶俐。于是她又回头查看电子邮件是透过哪个smtp服务器传送的，一看之下大吃一惊。这台名为birdino的服务器很陌生，照理说不应该如此，于是她送出一连串指令看看这到底是什么玩意。短短几秒钟的时间事实便一清二楚：该服务器支援开放式的邮件转寄，因此寄件者可以任意挑选电邮地址传送信息。
换句话说，艾铎曼的邮件是伪造的，而寄给包柏蓝斯基和茉迪的副本则只是障眼法。她甚至无须再确认，就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警察的回信以及同意变更原来的安排也都是假的。这不只意味着有人假冒艾铎曼，消息也肯定是外泄了，最重要的是有人想让那个孩子来到医学中心外的斯维亚路上。
有人想让他毫无防备地站在路边，以便……做什么呢？可能要绑架或干掉他？莎兰德看一眼手表，已经八点五十五，再过二十分钟，林典和奥格斯就会到外面去等一个不是艾铎曼教授，而且肯定想对他们不利的人。
她该怎么办？报警？这从来不是她的第一选项，尤其可能有泄漏消息的风险，这更让她迟疑。于是她改上欧登的网站，查到林典办公室的号码，不料只打通总机，林典在开会。因此她找到他的手机号码，最后却转入语音信箱，气得她大骂不已，只得同时发送简讯和邮件告诉他，无论如何都别和孩子到马路上去。她署名“黄蜂”，因为想不出更好的主意。
紧接着她套上皮夹克便往外冲。但又掉头跑回公寓，拿起下载了那个加密档案的笔记本电脑和一把贝瑞塔九二手枪，放进一个黑色运动袋，才又匆匆出门。她犹豫着是否应该开车，开那辆一直放在车库里养蚊子的宝马m6敞篷车。最后决定还是搭出租车比较快，但没多久就后悔了。好不容易出现一辆出租车之后，她却发现交通高峰时间显然还没过。
车流龟速前进，中央桥上几乎一动也不动。出车祸了吗？一切都慢吞吞，只有时间过得飞快。很快地就到了九点五分，接着九点十分，她心急如焚，而最糟的情况是已经来不及了。林典和孩子很可能提早来到路边，凶手（或者不管是谁）也可能已经下手。
她再打一次林典的电话，这回通了，却没有人接。她又咒骂一声，随即想到布隆维斯特。事实上她已经好久没跟他说过话，但此时她打了电话给他，他接起时似乎显得气恼。直到发现是谁打来的才精神一振：
“莉丝，是你吗？”
“闭嘴，仔细听好。”她说。
布隆维斯特正在约特路的《千禧年》办公室里，心情恶劣，不只因为昨晚又没睡好，还因为tt通讯社。这个向来严谨正派的通讯社发出一篇新闻稿，声称麦可·布隆维斯特保留了重大信息，打算率先发表于《千禧年》杂志，因而阻碍命案调查。
据说他的目的是为了拯救陷入财务危机的杂志社，并重新建立自己“已毁的声誉”。布隆维斯特事先便知道有这则报道，前一天晚上还和撰稿者哈拉德·瓦林长谈过，但他怎么也料不到会有如此凄惨的结果。
报道中充满愚蠢的暗示与无事实根据的指控，但瓦林却能写得看似客观、看似可信。此人显然在赛纳集团和警局内都有可靠的消息来源。无可否认的是标题伤害不大：《检察官批评布隆维斯特》，内容也有许多能让布隆维斯特为自己辩护的空间。但不管这是哪个敌人的杰作，他都很明白媒体的逻辑：如果像tt这么严谨的新闻社刊出这样一则报道，不仅让所有人都能名正言顺地搭顺风车，甚至几乎是要求他们采取更严苛的态度。也因此布隆维斯特才会一早醒来就看到电子报上写着“布隆维斯特妨碍命案侦查”与“布隆维斯特试图拯救杂志社，凶嫌在逃”。
平面媒体还算厚道，在标题上加了引号，没有直接定了布隆维斯特的罪。不过这整体给人的感觉却是：一个新的事实随着咖啡端上早餐桌了。有个名叫古斯塔夫·伦德的专栏作家声称他受够了所有的虚伪表象，文章一开头就写：“麦可·布隆维斯特总是自以为高人一等，如今露出真面目，原来他才是最奸恶之辈。”
“但愿他们不会开始向我们挥舞传票。”杂志社的设计师兼合伙人克里斯特说道，他就站在布隆维斯特身边，紧张得猛嚼口香糖。
“但愿他们不会找来海军陆战队。”布隆维斯特说。
“什么？”
“这是个笑话。”
“喔，好吧。不过我不喜欢这种调调。”克里斯特说。
“谁都不喜欢。但我们顶多也只能咬紧牙根，照常工作。”
“你的电话响了。”
“它老是在响。”
“在他们搞出更大的新闻以前，接一下好吗？”
“好，好。”布隆维斯特嘟哝着说。
是个女孩，声音听起来似曾相识，但突如其来地，一下子没能马上认出。
“哪位？”他问道。
“莎兰德。”对方的回答让他露出大大的微笑。
“莉丝，是你吗？”
“闭嘴，仔细听好。”她说道。他照做了。
交通顺畅些了，莎兰德和出租车司机——一个名叫阿莫的年轻人，他说自己曾近距离目睹过伊拉克战争，还在恐怖攻击中失去了母亲和两个兄弟——终于驶进斯维亚路，经过左侧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莎兰德这个态度极差的乘客又发出一条短信给林典，并试着打给欧登的其他职员，随便找个人去警告他。无人接听。她咒了一声，只希望布隆维斯特的表现会好一点。
“紧急情况吗？”阿莫从驾驶座问道。
听到莎兰德回答“是”之后，阿莫闯了红灯，这才使得她嘴角闪现一抹笑意。
接下来她便全神贯注留意行驶过的每吋街道。她瞥见左方稍远处是经济学院与市立图书馆——距离目的地不远了。她扫描着右手边的门牌号码，终于看到那个地址，谢天谢地，人行道上没躺着尸体。莎兰德胡乱掏出几张百元钞票要给阿莫。这是一个阴沉、寻常的十一月天，如此而已，民众正在上班的路上。但等一下……她转头望向对街那道绿点斑驳的矮墙。
有个身材健壮、戴着绒线帽与墨镜的男人站在那里，目不转睛盯着斯维亚路的大门。他的肢体语言有点不对劲——他的右手隐匿着，但手臂紧绷、随时准备着。莎兰德尽可能地从斜角再次看了看对街的门，这回发现门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