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格斯患有自闭症，也很可能智力不足，不过医师还没有针对后者作出明确诊断，而且远远看去，任谁都可能觉得他天资聪颖。他精致的脸庞散发出一种庄严超然的神情，至少也像在表达他认为周遭的一切不值一哂。但若是细看，便会发现他有种深不可测的眼神。他至今尚未开口说过一句话。
  这一点，他完全不符合所有医生在他两岁时作的预测。当时，医生都说奥格斯很可能是属于极少数没有学习障碍的自闭儿，只要给予密集的行为治疗，前景相当看好。不料事情的发展丝毫不如预期，鲍德既不知道对孩子的那些治疗照护与辅导，甚至对孩子学校教育后来的进展也一无所知，因为他逃到美国去过自己的日子了。
  以前的他真傻。但现在他要偿还这笔债，要来照顾儿子。首先他调出儿子的病历记录，并打电话给各个专科医师与教育专家。一件事立刻真相大白：一直以来他寄去的钱都没有用在奥格斯身上，而是一点一滴都花在其他方面，十有八九是被卫斯曼拿去挥霍和还赌债了。他们似乎任由孩子自生自灭，日复一日地重复他的强迫行为，说不定还更糟——这也是鲍德回国的原因。
  曾有一位心理医师来电，对奥格斯的手脚、胸部与肩膀上布满不明瘀伤表达关切。据汉娜说，那是因为儿子突然发作，前后剧烈晃动才受的伤。第二天鲍德便亲眼目睹了一次，吓得手足无措。但他心想，这无法解释那么大面积又深浅不一的瘀痕。
  他怀疑是家暴，便向一位家医科医师和一位与他有私交的退役警员求助。尽管他们无法证实他的忧虑是否为真，他却愈来愈气愤，着手准备寄发一连串正式信函并提出种种报告，忙到几乎把儿子都抛到脑后了。鲍德发觉要忘记他很容易。鲍德在索茨霍巴根的家里替儿子准备了一个房间。大部分时候，奥格斯都坐在这个房间的地板上玩一些超高难度的拼图，把数以百计的小图片拼接起来，最后再全部打散，从头再来。
  起初鲍德会盯着他看得入迷，就像在欣赏伟大的艺术家工作，有时候还会突然幻想儿子可能随时抬起双眼，说出一句成熟的话。但奥格斯一个字也没蹦出来过。就算拼图拼到一半，他抬起头来，目光也是直穿过他父亲，望向俯临大海与海面上粼粼波光的窗子，到最后鲍德也只得任由他去。他几乎不带儿子出门，就连屋外的院子也不去。
  依法而言，他并没有监护权，在想出办法解决之前，他不想冒任何风险。所以，买菜、煮饭、打扫，都由帮佣萝蒂·拉丝珂负责。鲍德对于这类事情一窍不通。他很多事情都不在行，只熟悉计算机与算法，因此也就更沉迷其中了。夜里，还是和在加州时一样睡不好。
  眼看官司诉讼与风暴迫在眉睫，他每晚都会喝掉一瓶红酒，通常是阿玛罗尼，虽然能暂时得到舒缓，长期下去恐怕也没什么作用。他开始觉得状况愈来愈糟，并不时幻想自己化成一缕烟消失不见，或是离开这里到一个荒凉偏僻、不宜居住的地方去。没想到十一月的某个星期六，发生了一件事。那天晚上很冷，风又很大，他和奥格斯走在索德马尔姆区的环城大道上，冻得半死。
  他们到法拉·沙丽芙位于辛肯路的家里吃饭。奥格斯早该上床睡觉了，但那顿饭吃到很晚，鲍德倾吐了太多心事。沙丽芙对人就是有这种魔力。鲍德是在伦敦皇家学院念信息科学时认识她的，如今沙丽芙是瑞典国内极少数水平与他不相上下的人之一，而且也是极少数能大致理解他想法的人之一。能遇到一个有共鸣的人，让他松了好大一口气。
  他也觉得她很有魅力，但经过多次尝试，却始终打动不了她。鲍德一向不太擅长追求异性。不料这回他们的道别拥抱差点就变成吻别，可以说是往前跨了一大步。和奥格斯经过辛肯斯达姆运动中心时，他还在回味那一刻。也许下次应该请个钟点保姆，然后说不定……谁知道呢？一段距离外有条狗在吠，接着有个女人的声音冲着狗大喊，听不出她是怒是喜。他望向霍恩斯路口——那里可以拦出租车，也可以搭地铁到斯鲁森。感觉好像会下雨。到达路口时红灯亮起，马路对面站了一个四十来岁、神情疲惫不堪的男人，看着有些眼熟。
  就在这一刻，鲍德牵起了奥格斯的手，他只是想让儿子乖乖待在人行道上，但立刻就感觉到奥格斯的手紧绷起来，仿佛对什么东西起了强烈反应。他的眼神专注而清澈，就好像一直以来蒙住眼睛的薄纱被某种神奇的力量掀开来。此时奥格斯不再凝视自己内在的复杂心思，反而像是看穿那个路口格外深远而重大的一面。因此绿灯亮了，鲍德也不予理会，只是让儿子站在原地凝神注视眼前景象。不知为何他竟满心激动，连自己都觉得奇怪。那不过就是一个眼神，何况还不是特别开朗或欢欣的那种。但这眼神扰动了他一部分沉睡已久的记忆，让他隐隐约约想起什么。好久好久以来，他第一次感觉到希望。
  第二章 十一月二十日
  麦可·布隆维斯特只睡了几个小时，因为熬夜看伊丽莎白·乔治[1]的推理小说。这么做其实并不明智。当天早上稍晚，赛纳传播的报业权威欧佛·雷文将要为《千禧年》杂志主持一个策略研讨会，布隆维斯特确实应该好好休息备战。
  但他无意保持理智。好不容易才勉强自己起床，用优瑞咖啡机煮了一杯浓得不寻常的卡布奇诺。这台机器是不久前快递送到家里来的，里面还附了一张纸条：“依你说的，反正我也不会用。”如今它矗立在厨房里，像座美好时光的纪念碑。他与赠送者已完全断了联系。
  最近他几乎提不起劲来工作，到了周末甚至考虑找点新鲜事来做。对布隆维斯特这种人来说，这可是相当极端的念头。《千禧年》一直是他的最爱、他的生命，他人生中最精彩、最戏剧化的事件也多半和杂志社有关。但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或许连对《千禧年》的爱也不例外。再说，现在开一家专作调查报道的杂志社，时机也不对。凡是怀有远大抱负的出版业者无不面临失血过多的紧要关头，他不得不反省自己对《千禧年》抱持的愿景，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看或许是美好而真实的，却不见得有助于杂志社的存活。他啜饮着咖啡走进客厅，看着窗外的骑士湾水域。外头正风雨大作。
  原本秋老虎发威，让城里的露天餐厅与咖啡座持续营业到十月中下旬，但如今已转变成风强雨骤的天气，街上行人全都弯腰快走。布隆维斯特整个周末都待在家里，却不仅仅是天气的缘故。他一直在进行一个野心勃勃的复仇计划，偏偏一事无成，这可不像他——不管是以前的他，还是后来的他。
  他不是个甘居下风的人，而且不同于瑞典媒体圈无数大人物的是，他没有那种过度膨胀的自我需要一再地吹嘘安抚。另一方面，他也经历过几年的苦日子。还不到一个月前，财经记者威廉·柏格在赛纳旗下的《商业生活》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布隆维斯特的时代结束了》。
  既然还有人写关于他的文章，说明他还受到关注，说明他的地位依然稳固。没有人会说这篇专栏文章写得好，或写得别出心裁，大家很快就会把它抛到脑后，因为这不过是一个心怀妒忌的同行的又一次出击。但不知为何这件事竟闹得沸沸扬扬，事后回想起来仍令人不解。一开始或许可以解释为一场针对新闻媒体的热烈论战，不料辩论却逐渐脱轨，虽然一些大报置身事外，社群媒体上却出现了各种谩骂。发动攻击的不只是财经记者和产业人士（如今敌人暂时变弱，他们当然有理由出手），还有一些较年轻的作家想趁此机会提高知名度。他们指出布隆维斯特既没有推特也没有脸书，根本就该被当成过时的老古董。还说只有他那个年代的人才会有大把时间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慢慢钻研那些落伍的怪书。也有人乘机凑热闹，发明一些好玩的标签，如“#布隆维斯特时代”。全是一堆无聊废话，大概没有人比布隆维斯特更不在乎了——至少他这么说服自己。
  自从札拉千科事件以来一直没有重大报道，而《千禧年》也的确陷入危机，这些事实对他当然不利。杂志有两万一千名订户，发行量还算可以，但因为广告所得剧减，又不再有畅销书的额外收入，加上股东海莉·范耶尔不愿再出资，所以董事会不顾布隆维斯特反对，同意挪威的赛纳报业王国买下百分之三十的股份。这事也没那么奇怪，至少乍看之下不奇怪。赛纳除了发行周刊和晚报之外，还拥有一个大型在线交友网站、两个付费电视频道和一支挪威顶级足球队，和《千禧年》之流的刊物理应扯不上一丝关系。
  但是赛纳的代表们——尤其是出版品的负责人欧佛·雷文——一再保证他们的集团需要一项声望卓著的产品，而且管理阶层的“每一个人”都很赞赏《千禧年》，一心希望让这份杂志照常运作。“我们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雷文这么说，并立刻安排一笔可观的资金注入杂志社。
  起初赛纳并未干涉编辑方面的事。一切运作如常，只是预算稍微多了些。一股新希望在编辑团队间蔓延开来，有时候连布隆维斯特都觉得自己终于有时间专注于新闻报道，无须再为财务烦恼。可是后来，差不多就在他开始受抨击那段时间，气氛变了，赛纳集团开始施压。布隆维斯特怀疑他们开始见缝插针，干涉杂志社事务。
  雷文宣称杂志社当然应该继续保留深入追踪、深度报道、热切关注社会议题等特色，但也不一定非得清一色刊登关于财务舞弊、违法行为与政治丑闻的文章。据他说，写写上流社会、写写名人与首映会也可以是精彩的报道。他还兴致勃勃地谈论美国的《浮华世界》和《君子》杂志、盖伊·塔利兹与他的经典报道《法兰克·辛纳屈感冒了》，还有诺曼·梅勒、楚门·柯波帝、汤姆·沃尔夫这一大堆人[2]。
  其实布隆维斯特对此毫无异议，至少暂时还没有。六个月前他自己也写过一篇关于狗仔文化的长文，只要能找到一个严肃的点切入，不管写什么无足轻重的主题，他大概都愿意。事实上，他总说要判断一篇报道的好坏，关键不在主题，而在记者的态度。没错，令他不满的是雷文话中有话：一场长期抗战式的攻击已经开始。对赛纳集团来说，《千禧年》就跟其他杂志一样，是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直到开始获利——并失去特色——为止的一份刊物。
  因此星期五下午，一听说雷文请来一名顾问，还要求做几份消费者问卷调查，星期一进行分析报告，布隆维斯特直接就回家去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或是坐在桌前或是躺在床上，构思着各种慷慨激昂的讲稿，说明为何《千禧年》必须忠于自己的理想愿景：郊区里动乱纷起、有一个公然支持种族主义的政党进驻国会、人民心胸愈来愈褊狭、法西斯主义抬头、游民与乞丐随处可见。有太多地方让瑞典变成一个可耻的国家。他想出许多优雅崇高的字眼，幻想着凭自己如此中肯而又具说服力的口才，一次又一次征服人心。不止编辑团队，就连整个赛纳集团也将如大梦初醒，决定团结一致追随他的脚步。
  然而头脑清醒后他便领悟了，如果没法从财务角度得到大家的信任，这些话就毫无分量。金钱万能、废话无用，简单说就是这样。最重要的就是杂志社得维持下去，然后才能着手改变世界。他开始纳闷自己能不能设法弄到一个好题材。若有可能揭发重大新闻或许还能激励编辑团队的信心，让他们把雷文的问卷调查和预测全都抛到九霄云外。
  布隆维斯特挖出了关于瑞典政府庇护札拉千科这桩阴谋的大独家新闻之后，俨然成了一块新闻磁铁，每天都会收到有关非法行为与可疑交易的爆料。老实说，这些大多都是垃圾，但偶尔——只是偶尔——也会冒出惊人的故事。一起普普通通的保险事件或是一桩不起眼的人口失踪案，背后可能隐藏着什么重大意义，谁也说不准，必须有条不紊、敞开心胸、细细检视，于是星期六早上，他就坐在电脑和笔记本前面，小心审阅手边所有的资料。
  他一直看到下午五点，也的确发现了古怪之处，若早在十年前他肯定已经风风火火展开行动，但如今却激不起丝毫热情。这是老问题了，他比谁都清楚。在一个行业里待了二三十年，一切多半都摸熟了，就算理智上知道某条新闻应该可以写出一篇好报道，可能还是兴奋不起来。因此当又一阵冰雨狂扫过屋顶，他停下工作，改读起伊丽莎白·乔治的小说。
  这不只是逃避心理，他这么说服自己。有时候当心思被另一件截然不同的事情占据，反而会蓦然冒出很棒的点子，一块块拼图可能会在瞬间拼凑到位。不过他并没有想到任何更有建设性的东西，只觉得应该多像这样优哉游哉地看些好书。到了气候更加恶劣的星期一早上，他已经很起劲地读了一本半乔治的小说，外加三本老早之前胡乱堆放在床头柜上的过期《纽约客》杂志。
  此刻的他正端着卡布奇诺坐在客厅沙发上，望向窗外的暴风雨。他一直觉得又累又懒。过了好一会儿，他猛地站起身来，好像突然决定振作起来做点事情，随后穿上靴子和冬装外套出门去。外头简直就像人间地狱。
  又冰又湿的强风猛烈吹打着，寒意彻骨。他匆匆走向霍恩斯路，铺展在眼前的这条路显得格外灰暗。整个索德马尔姆区仿佛都褪了色，空中甚至没有一小片鲜艳的秋叶飘飞。他低着头、双手抱在胸前继续前行，经过抹大拉的玛利亚教堂，朝斯鲁森走去，一直走到约特坡路后右转，然后照常钻进monki服饰店和“印地戈”酒吧之间的大门，再爬上位于四楼的、绿色和平组织办公室正上方的杂志社。他在楼梯间就已经听到叽叽喳喳的说话声。
  楼上人异常得多，除了编辑团队和几位主要的自由撰稿人，还有三个赛纳的人、两名顾问和雷文。雷文特地穿了较休闲的便服出席，看起来已经不像高层主管，还学会一些新用语，譬如开朗的一声“嗨”。
  “嗨，麦可，一切还好吧？”
  “这得看你了。”布隆维斯特回答，倒不是有意表现得不友善。
  但他看得出来对方把这句话视为宣战，于是他僵硬地点点头，走进去坐下。办公室里的椅子已经排列得像个小礼堂。
  雷文清清喉咙，紧张地朝布隆维斯特看去。这个明星记者刚才在门口还活像只斗鸡，此时却显得礼貌客气、颇有兴味，并没有想找人吵架的迹象。但雷文并未因此感到安心。很久以前，他和布隆维斯特都在《快递报》当过临时雇员，大多都是写些新闻快报和一大堆垃圾。但下班后在酒吧里，他们曾经梦想着独家新闻，曾经聊着自己绝不会满足于老套而又浅薄的东西，会贯彻始终深入挖掘。两人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当时的他们年轻、胸怀壮志，想要全部一把抓，想要一步登天。有时候雷文还挺怀念那段日子，当然不是怀念那时的薪水、工作时数，或在酒吧里混日子、玩女人，而是梦想，他怀念梦想中蕴含的力量。有时他很渴望能再有那股冲劲，想要改变社会与新闻界，想要靠一支笔让世界停顿、强权低头。连他如此自命不凡的能人也不禁纳闷：那些梦想都到哪儿去了？
  布隆维斯特的确一一实现了梦想，不只因为他揭发了时下几个大新闻，也因为他确实秉持着他们曾经幻想过的热忱与力量在写作。他从未屈服于统治阶级的压力或妥协而放弃自己的理想，反观雷文呢……不过，真正事业成功的人应该是他，不是吗？目前他的收入恐怕是布隆维斯特的十倍，这让他喜不自胜。挖出那些独家有什么用？也不能买栋好一点的乡下别墅，只能守着沙港岛上那间小破屋。拜托，那间小屋怎么能和坎城的新房子相比？根本没得比！没错，他选择的路才是正确的。
  雷文没有浸在报社里努力苦干，而是到赛纳应征媒体分析师的工作，还和霍孔·赛纳本人培养出私人情谊，因而致富，人生也从此改变。如今他已是最资深的记者，负责管理好几家报社与频道，并乐在其中。他深爱权力、金钱和一切附带产物，却也不得不承认偶尔还是会梦想得到另一样东西，当然只是稍稍做个梦，但毕竟难免。他希望自己被视为优秀的作家，就像布隆维斯特，恐怕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拼命鼓动集团收购《千禧年》的股份。有人私下告诉他杂志社的营运陷入困境，总编辑爱莉卡·贝叶（也是他一直偷偷爱慕的对象）又想留住最近招募到的新人苏菲·梅尔克和埃米·葛兰丹，除非有新的资金注入，否则不可能办到。
  总之，雷文看到一个天外飞来的好机会，可以买下瑞典媒体界一个顶尖的大招牌。不料，赛纳高层——说得含蓄一点——不感兴趣，有人甚至抱怨说《千禧年》已经过时，又有点左倾，而且到最后往往会和重要的广告业者及业务伙伴闹翻。要不是雷文极力坚持，这计划可能就不了了之了。他是真的坚定。他主张道，就总体而言，投资《千禧年》不过是一笔微不足道的小钱，或许得不到可观利润，却能带来更大得多的收获，那就是信誉。此时此刻，赛纳历经了几次减产与裁员，名声已称不上最大资产。若能收购《千禧年》的股权，就表示赛纳集团终究还是在乎新闻媒体与言论自由，即使董事会对两者都不特别感兴趣，这一点却还是能听得明白，于是雷文的收购提议过关了。有好一段时间，看似是各方皆赢的结果。
  赛纳得到好的宣传效果，《千禧年》保住了员工，还能专心致力于他们最擅长的事：经过仔细调查、用心撰写的报道。至于雷文则是笑得有如阳光般灿烂，甚至还在作家俱乐部加入一场辩论，用他平时的谦卑态度说道：“我相信道德事业。我一直都在为调查报道努力奋斗。”
  没想到……他不愿去想。起先他对于布隆维斯特受到的抨击并不特别在意。自从这位昔日同事一跃而上报道界的高空后，每当看见他受媒体奚落，雷文总是窃喜在心。但这回他的欣喜之情没有持续太久。赛纳的小儿子图勒瓦向来对记者说些什么不感兴趣，却注意到这次的骚动，这全是拜社群媒体大肆渲染所赐。而他确实热衷权势，也喜欢耍心机，事情发展至此让他发现得分的机会，至少可以好好挫一挫董事会那些老家伙的锐气。不久，他煽动了直到最近才开始关注这种芝麻绿豆小事的执行长，出面宣布不能让《千禧年》享有特别待遇，他们必须和集团的其他事业一样适应新时代。
  雷文才刚信誓旦旦地向爱莉卡保证过，说他不会插手编辑事务，也许只会偶尔以“朋友兼顾问”的身份表示一点意见。如今他忽然觉得手脚被绑住了，好像被迫要在背后玩一些复杂计谋。他费尽心力让杂志社的爱莉卡、玛琳·艾瑞森和克里斯特·毛姆接受新政策，这政策的内容其实从来没有说清楚过——在慌乱状态下仓促生出来的东西，很少能说得清楚——但又多少得让《千禧年》更年轻化、商业化。
  雷文很自然地一再强调，绝对不可能放弃杂志的灵魂与批判态度，其实他并不确定这么说是何意。他只知道要让董事们开心满意，就必须为杂志注入更多魅力，并减少针对行业进行的长远调查，因为这些举动可能惹恼广告业者，为董事会制造敌人。不过这些话他当然没有告诉爱莉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