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珊珊的语气萦绕在我的耳边,我没有闲情和他交谈,车一停,我就立马开门钻了上去。匆匆跑上楼,敲门,等了一会,听见拖沓的拖鞋声。
是师母开的门。
开门的一瞬间,我看见她眼镜后残留的哭过的痕迹,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她迎我进去,强装笑意,问:“阿潮怎么来了,今天又懒得自己做饭?”
“是我叫师兄来的,”珊珊现身,面容憔悴。她身后的沙发上,正坐着低头抽烟的老师。
“你叫他做什么!”老师暴喝一声,忽然站起来,指着我问珊珊,“他是有钱,还是会治病?你还嫌我们家不够乱吗?”
我和老师相识几十载,小杨阿姨离开后,他就是我世界里除老院长外,唯一认定的长辈。但我从没见过他这个样子。我不是没见过他发火,他一向对我和李译十分严苛,不容许我们偷懒。
但那种严厉,和如今呈现在我面前的戾气完全不同。
他做了几十年的好父亲,好丈夫,好老师,突然如此爆发,不仅对珊珊讲了重话,话里话外还将我排斥在外。这绝非一时的情绪,这是数十年累计下来的怨恨。
我突然意识到,我并没有那么了解我的老师。
我缓缓往前走,迈过摔碎的玻璃杯残渣,渐渐走向茶几。
上面摊开了几份文件。
假如我没有猜错,那是师母的体检报告。
我拿起来大概翻阅了一下,果然,是癌症。
肺癌,还在早期。
按理讲,早期的治疗费用花费并不该使一个在妻女离开后还有钱买房的中年男人崩溃。
可他的怒火却有愈演愈烈的架势。
“是你讲,我们要活在当下,要有一天的钱就花一天,我听了,我认了,”中年男人,年岁渐长,发起脾气来竟然也面目可憎,在我的注视下,他的嗓门更大了,他瞪红着眼睛,“我为这个家操劳这么多年,外面哪个男人像我活得这么窝囊!”
“现在年纪大了,你生病了,我又要出去求爷爷告奶奶,我要去做工,去花尽积蓄,去贷款!”他重重地拍着桌子。
我丢下文件,揽过珊珊的肩,将她拉后一些,用身躯挡着她。
我看向他,开口讲:“只是早期,花不了多少钱的。”
他冷笑一声,讲:“说得好听,由你来出,好不好啊?”
我没有接话,只是继续讲:“这笔钱,说少不少,说多不多,老师你冷静一下,不要想太多了,还是治病要紧。这些年师母一直在教书,应该也有一些积蓄。”
“她那点钱够干什么,吃吃喝喝就没有了,这些年还不是靠我的补偿金在撑着,”他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有些失态,声音小了一些,但仍然摆着架子,把打火机扔在桌上,重重地坐回了沙发上。
他讲的补偿金,应该是办过的案子中的受害者家属给予的,警署也给过他几笔奖金。
一直说有,但这么多年过去,总数是多少,师母从没提过。
但我知道,他是有钱的。既然有钱,这又是演哪一出。
我牵着珊珊,又拉过师母,我们进了卧房。我轻声安慰,但师母好像忽然心如死灰一般,面无表情。大病之下,最能看清一个人的本质。她还没有到病入膏肓的程度,相濡以沫这么多年的丈夫就恶劣如此,她大概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珊珊是个倔强的孩子,她坐在一边一言不发。
我突然明白她后来离开港岛的原因。
她以为我死了,去给我献花,花束里的卡片上称我为阿潮哥,而不是师兄,落款只有乐珊,而没有姓,都是她想要从自己生活里抹去父亲的证明。
我忽然觉得自己好蠢。
我不敢想象,师母卧病在床时,究竟遭遇了什么样的对待。
而珊珊又为什么放弃自己在港岛的发展,转去了别的研究方向。
我要开口,却怎么也讲不出话,只好握住师母冰凉的手,用了一些力气,对她说明,我还有一些钱,不需要怕。
师母依旧双眼无神,静静地流着泪。
她是一个豁达的人,我常想,即使她生病,也会比旁人更加坚强。
使她伤心消极的,其实是人到这个年纪年纪,忽然发现自己识人不清。
她眼睫毛扑闪,又落下一滴泪来。
与此同时,客厅传来了重重的摔门声。师母被惊得全身一抖。
他出去了。
我突然不想再称他为老师。
刚刚听他一番发泄,发现他好像对这些年的生活十分不满。他装模作样了这么多年,怎么忽然就装不下去了?
除了师母的病,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能让一个人忽然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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