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意羡一滞，他究竟想做什么，他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不容第三人在场。便笑容冷了三分：“这样没意思了。”
白轩逸道：“组织纪律。”
“那饭不用吃了，纯脱裤子放屁。我时间宝贵，现在摊牌吧。你站这，两三句话的功夫。”何意羡道，“人死了是我背运，不过，你们检方也证据灭失。到这种两败俱伤的地步，只剩庭外调解这条路可以走了，不反对吧？”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在传统的杀人放火场景中也许可以实现，但在经济犯罪领域其实又疏又漏，特别是长期性、高频次的案件。比如眼下这种情况，就很难机械性地适用法条。
自觉革命是艰难的，反腐决然就不是一件机制自行、流程自启的事。先莫提从举报阶段就足够让人垂头丧气，需要多个级别直至办公厅，党组会，层层通关直至放行。其耗时之长不可思议，经常被通报的贪官，边腐边升，边升边腐。
百里挑一的幸运儿终于到了检察院，办案人员更不能凭意气乱来，口子要一点一点地开。每一步都在博弈。本案的陈局长就是个老油条，几轮交锋下去，就知道纪检掌握了他多少线索。他只要按掌握的交代，就不算对抗组织审查，别的一概打马虎眼。
这导致最终起诉书里只落实了两千多万赃款，而他真正贪的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上了法庭，辩护律师还会继续打擦边球，证据永远是一种无之必不然、有之不必然的存在，将大部分钱款合法化，这就是白轩逸说的“删删减减最终计算出负数赃款”滑天下之大稽之现象。
最终又因为疑罪从无，刑疑惟轻等等原则，量刑必然大打折扣。何意羡接手一多半的案子，都大差不差是这样。三寸不烂之舌对簿公检，翻云覆雨间乾坤扭转，他捞人向来大有一手，全国各地都有他的庙宇与善女信男。
然而，另一方面，对于贪污事实，公检也看得很开，不会桩桩件件地一一落实，去落实才是把自己绕进去了。
正确的做法是先落实一部分好落实的，先往死里重判。这是因为量刑空间巨大，这样吓上一吓，就好和贪官们“讲价钱”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里指出，综合考虑犯罪性质，退赃、退赔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度，退赃、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
故而，现实案件中，退赃数额超过最终认定的犯罪所得，这现象其实非常普遍。这是司法成本与司法效益的一种妥协。
何意羡看着他，首先让了一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这个罪我给你认。别的别费劲了。”
然后深深吸了一口烟，边吐边道：“二审你还报两千，我给你坐到五百。一个礼拜，我赔你一个亿。”
“这样处理合法的同时，你一方面展现了你痛打落水狗的工作能力，在合法的框架内，还保证一定范围的合情合理。相濡以沫的一家人，久别重逢，以前的仇我不记你，做人往前看，现在以后都求一个双赢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