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照例最高首长在这个会上有一个关于文学与文艺工作的报告，这个报告，将是今后五十或十年华夏文学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惟有杨夏清楚，除了那个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外，这两年所有的报告其寿命都不会太长。
在这个报告之后，才是作协的业务报告，换届报告，今年，作协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为过去被打倒的一些作家恢复名誉，为已经被迫害至死的伤害默哀。
华夏这个民族多灾多难，由此可见一斑。杨夏还是觉得后世好，不管什么，至少在形式上要讲*，而且对于持不同/政/见/者，一般不会采取*消灭的方式。
任何时候，华夏会议的专业或工作报告都是形势大好，而不是小好。今年作协这个报告到是真的形势大好，文学报刊恢复了多少家，很多靠边站的人回到了工作岗位，带有新时代风格的文学作品开始大量涌现。
只有杨夏明白，要不了两年，作协这些人就会为“新风格”而头痛，而从那时起，华夏的文学开始分裂，特别是诗歌，一部分走上高高的庙堂，一部分深藏于民间。
重生者杨夏，对于新风格自然是拥护的，前世，他就是新风格的实践者、受益者，对于传统的那种高大上，不高大全的文学理念，杨夏本人并不认同。杨夏认为那是对生活的误解甚至是强/奸。
杨夏在风格上，主张和选择了新风格，但是，他仅仅是在文学上如此，并不延伸到政治或其他方面，这是杨夏的底线，这何尝不是华夏的底线？
因此，杨夏其实是走了一条中间路线，在风格上支持新人，在自我道路上，老沉持重，甚至向老人靠拢。或许，有人会说杨夏人格有问题，但杨夏一点也不在乎，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几十年之后，人们才会发现，当年的那些激情与理想，也不过如此罢了，在时代大潮面前，个人包括个人的想法，都是非常渺小的。
奇特的是，作协工作报告在谈到“新风格”时，竟然把杨夏这名少年作家当成了代表人物之一。哎，算是吧，杨夏也不好说什么，自己确实是那样写的。
这是南蜀作家代表团里，甚至是南蜀作家中，惟一被正面点名的人。联想到那晚关于安全保卫工作方面的讲话，杨夏在南蜀作家里，已经以一个“怪物”的面貌跃上了作家舞台。
伴随着工作报告出笼的，是各专业委员会的报告，譬如报告文学工作，小说、散文、诗歌创作，譬如文学翻译工作等，都有相应的报告。
报告后，就是讨论。包括对最高首长报告的赞美等，都是必须的，在这个年代，这是“政治表态”！不像后世，你不想说也不要紧，别人不会强迫你说，但现在这个时代，你不想说，你沉默，就意味着你不同意，那么，你想同意什么呢？
也即说，在讨论会上必须发言，哪怕只是一句，“我热烈拥护和万分赞同最高首长的报告”这种话，也是可以说的。
杨夏也说了。只是与别人相比，杨夏的话逻辑性要多一点。譬如杨夏就赞美了一番，最高首长的报告非常符合时代的特点，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在不断变化，不断前进。其实，此时的最高首长真还不是这样想的，因为他还在坚持那啥两个/凡/是，但是，杨夏可以这样说啊，因为其报告中也讲到了形势变化形势大好之类的嘛。
杨夏的落脚点当然是指文学本身也在前进，作为作家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不愿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愿意与时俱进，那就有可能写不出无愧于时代的大作来。
杨夏这些话，当然是面子话，如果一个作家把杨夏的这些话当成圭臬，他一样写不出东西来。这是官面文章，不得不这样说的。但杨夏的话却站得住脚，哪怕几十年后，也不会“过时”，这是杨夏比别人高明的地方，更是杨夏作为重生者的优势。
就在杨夏认真的听取着会议发言，并认真地准备着自己作为代表的主题发言时，华夏作协找到杨夏，说有首长要见他。
“首长要见我，谁啊？”杨夏觉得有些突然。此前，他连老军人这种大佬都见了，那不是首长么，难道，还有比那个更大的首长？
“你去了就知道了，这是政治纪律，即便是我们作协，也不知道是哪位首长要见你。”作协的人透露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