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的朝会上，昌明号明面上的大东主王珣登堂入室，竟蒙恩允上朝会，赐了七品官服。
因为他们了整整六十八万两，只接收了一共四百二十七艘在册遮洋海船和位于直沽的一片驻地，包含了官衙和运军屋舍、港湾和已经裁撤掉的临清卫河船厂之下位于天津一带的三个旧船厂。此外还得负担接收如今已属于遮洋总的运军官兵，这个按照如今统计出来的实际人数，是一千六百九十三人。若按名册，则过万。
那所谓在册四百二十七艘遮洋海船，真正还存在的，恐怕刚过半数。
给朝廷一次性解决了这么大的负担，贡献了这么多银两，赐个七品官袍过分吗？
但对王珣来说意义非凡，他正式在朝堂上跪拜谢恩，称臣。
“自南解运新增金银，自通州岁运二十万石粮去辽东，输卖朝廷赈济粮去朝鲜，朕盼着你们把这三件事做好。这些都是一年一结的事，你们自负盈亏，只要不是频频漂没，总归是一桩稳赚的买卖。”
朱常洛勉励着他，又派了另一个驸马都尉王昺去昌明号任监督，然后王珣就先谢恩退下了。
按旧例，一两金银的解运，耗银和其他杂费有一钱六分六厘。这个毛利率虽然只有一成，但以昌明号实力，只不过周转平账罢了。二十万两金银的毛利就是二万两，这些钱显然是能直接在江南采购其他货物来贩卖的。
而辽东仍然需要送去一些本色粮食，二十万石岁粮的耗米就有四万四千石，这四万四千石耗米则是输运辽粮的毛利。以辽东粮价，这批粮食价值不菲。
至于本来算作援助朝鲜的赈济粮，现在新君“小心眼”，通通是卖给朝鲜。
对昌明号来说，无非是拿到粮就按照朝廷已经商定好的“赈济价”买好，运到朝鲜之后再卖出去。至于去朝鲜那边卖多少钱，收的是银两铜钱还是其他货物，那朝廷不管。
对朱常洛来说，过去遮洋总因为是官军编制，又因为河运、海运之争，漂没众多。
是真漂没还是假漂没，船行海上，不好监督也不好追查。
而除了运漕粮，其余时间漕军也处于休息状态。
现在这昌明号遮洋海行自负盈亏，漂没就算是自己的损失了，自然要肉痛；其余时间提高海船和收编进去的原官兵的效率，这才是值得的。
等王珣离开之后，朱常洛才又命人抬了两面屏风出来。
对这种形式，朝参官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江南的问题，卿等都被奏本呈了进来，朕也一一看了。”朱常洛指了指两面屏风，“仅述江南赋役，仅述江南吏治，朕命内书房把卿等提议的举措都理了出来。田义，你先念一念。”
自从皇帝开创了这种“提出议题、密奏献策”的法子之后，每次被内书房汇总提炼出来之后，朝参官们都有一种十分古怪的感觉。
因为每个人或许只是从各自立场和考量，避重就轻地说上那么一二三四条，但最终呈现出来的对策总是很丰富。
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有人提出了那些“狠”招，咱也不敢追问皇帝。
万一质疑皇帝夹带私货，然后那边真的翻手拿了一道奏本出来呢？
实则也没必要追问，皇帝用这种方式提出他自己的想法已经足够委婉了。
田义一条条地念着，朝参官们听得渐渐心惊。
这次狠招不少啊：包括让各地巡按在巡视地方时着重监督地方官吏是不是严格落实了官绅优免政策，存不存在多免甚至全免？不同府县的科则是不是要报两京户部审定再施行？徭役佥派是按丁数还是按田数，要不要也落实到有优免的官绅人家？
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似乎是要为大规模的新政做准备。
萧大亨审出来上百家江南“高姓”额外优免偷逃赋役，把负担转移到普通百姓头上。通过地方摊牌和赋税征收过程中的种种手脚提高了从百姓手中的实征数量，再加上折成金银的本色正粮运作、报灾形成部分积欠之后，每个地方每年理论上还是都完成了赋税任务。
但人丁繁衍、精耕细作、开荒辟地、兴修水利之后，地方的产出远远不是国初时可比。
朝廷是定额征收赋税，现在两百余年的沉淀下来，朝廷为财计艰难而烦恼，江南仅仅查问了三个大员和上百家没有人正出仕为官的乡绅之家就平了过去这个阶段积欠的账。
为难至极的开源节流在这个事实面前显得像个笑话。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