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宋麒离开的那个秋天又过了半年，她独自度过了一整个冬天，春日已经到了，可春光却丝毫照不进于家大院。于曼颐站在假山下面，头一次听着三妈对她推心置腹，却是教她对付男人的手段，有利有诱亦有愧，全无半个爱字。
一番言传下来，三妈长舒了口气，问她：“你记住了么？”
于曼颐点点头，实则心中已经忆不起半分。这番对话一结束，她便被推搡着去了书房，三妈亲自给她研磨，盯着她在宣纸上书写，写一句给她念一句，若是她不满意还要铺开新纸重写。她从未写过这样让人羞怯的东西，遑论还要念给旁人听，只写得满身大汗，手腕酸疼不已。
这封信花去了于曼颐一整天，吃过晚饭后又被逼着写了半页的胡言乱语。三次删改之后，于曼颐终于接过三妈递来的一张盖满了邮戳的牛皮纸信封，除了表哥手写的汉字，还有若干鬼画符一般的洋文。
“账房先生说……”三妈这时的语气也不大确定，“这是他在国外的地址，你若是照着描画一个……”
于曼颐画工再好，恐怕也画不出鬼画符的洋文字母，她甚至分不出那些连笔的字符哪个是哪个。这三页家书报废在即，于曼颐倒是松了口气——她实在难以保证表哥看到那些句子时不会对她生出厌恶。
然而三妈在此事上比她有韧性得多。她又去询问了一番账房先生，而后拿了些零钱过来，和那封信一道递给了于曼颐。
“你去镇上的邮局，自然有人帮你填写。这钱是越洋信的邮费，你一道拿去，我明天帮你安排接送的马车。”
于曼颐觉得自己像个提线皮影，这一天连带明天要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她真心想做。她将信和钱一起拿回房间，又借着烛光读了几遍，越读越觉得恶心，字里行间竟像是跪在地上献媚，求人垂怜。那话根本就不是她说的，是她三妈说的，又因为她根本已经忘了十六岁女孩儿的心境，措辞只显得矫揉造作——可那又确确实实是她于曼颐的笔迹，是她的书法。她学了一年的私塾，学的字没有派上任何用场，最终只用来写求人回心转意的家书，她明天还得把这一笔烂糟亲手送去镇上的邮局！
于曼颐忽然觉得十二分委屈，转身扑到床上，眼泪把枕巾烫得湿透。床旁挂了刚从洗衣房送回来的衣服，于曼颐余光看见一抹紫，再抬头，又是两只鸳鸯。她擦干净眼泪，一脚踢翻衣架，在那衣服上踩了又踩，而后一把丢到床下，再也不想穿了。
镇上是比乡间集市更远的地方。
于曼颐第二日起得比别人都早，她上次起得这么早还是去厨房归还宋麒用过的碗碟。马车天不亮就套好了，三妈把她送上车，殷切的目光看起来倒真像一位母亲。于曼颐则在怀里抱着装有家书、信封与钱的袋子，在清晨的薄雾中出发了。
或许这是唯一的好消息——她走了一条往日从未见过的道路，路旁则是往日从未见过的风景。她将马车帘子掀开，看着远处的农田上的大片清翠，比在假山下发呆时更深刻地意识到春日已经到来。路旁盛开着低矮的鹅黄色的花，远处有孩子们在放风筝。
于曼颐看着风筝，思绪和风筝一起飘远了。
拉车的马老了，在路上走走停停，于曼颐和车夫到的时候邮局已经午休，寄信的业务只能等到下午办理。车夫也乏了，将马车栓好便去路旁的阴影处打盹，只留于曼颐睁大眼睛坐在车上，掀开车帘一角，仔细地观察这条比乡里最大的集市还要大、还要繁华、还要热闹的街道。
二叔说，绍兴南边的土地都姓于，但这里显然不属于南边的土地。于家的土地都是用来生长庄稼的，而不是用来做生意的。于曼颐的眼睛滴溜溜地跟着街上的行人转，转去卖胭脂水粉的铺子，卖绫罗绸缎的商行，最后落到街角一处外围还在售卖水果的报刊亭上。
好神奇的地方，比书店接了许多地气，又比卖连环画的摊位更上品格。于曼颐探出身子仔细观察，看到报刊亭的老板正坐在里面的躺椅上喝茶看报，而报刊亭外围立着铁打出来的架子，摆满了琳琅满目的报纸杂志。
于曼颐心里猛然一动。
那感觉很熟悉，她回忆了一下，惊觉这心跳的幅度只有那日打开地窖时可以比拟。她朝车夫所在的地方张望，发现他瘫倒在邮局外墙的角落，用斗笠盖着脸，已经彻底睡死了过去。
很好，那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了。于曼颐当真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从未犹豫。
她用手提着裙子从马车上跳下来，大踏步地向报刊亭的位置跑去。于曼颐忽然发现，春日的正午，阳光竟然可以这么亮，照得石砖铺砌的路面闪烁刺目的白光。她跑过叮当的自行车与叫卖的摊位，跑过邮局紧闭的大门和黄包车夫们的吆喝，跑到报刊亭前面，双手撑住铁架，将身子远远探过去，特别详细地问——
“老板，我要买一份上海发的学生印的报纸，正刊正在连载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副刊印了些没人要的自由、民主和主义，插图只有野花野草。老板，有这样一份报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