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 除了张太岳那点神经过敏式的杞人忧天之外，没有任何人能从朝廷的政事中看出一丁点衰颓的迹象。
当年九月，列装新式武器之后, 戚元靖调集整顿完毕的边军出塞防秋；摒弃以往耗资不菲的重甲骑兵，而亲率精锐轻骑批亢捣虚，借助火器的强猛效力迅速撕破防线, 至蒙古丰腴草场纵火而还。秋高气爽雨水稀少, 又有新式火油强力助攻（此处再次致谢传奇方士参云子），草场燃起的火焰数十日不灭, 红光经天而起, 仿佛是平地上冒出了第二个太阳，远隔数百里都能清楚望见。草木牲畜焚烧殆尽, 战马亦无力供养，漠北战争潜力随之迅速崩坏，恐怕数年内无法复原了。
当年十月, 由广东出发的商队与西班牙船只遭遇，双方各有龃龉，迅速爆发了一次小规模的冲突——从大安朝廷明确释放出了对泰西殖民者的敌意之后, 霸主西班牙内不能自安, 同样筹谋着激烈的报复；吕宋地处偏远，不适合大规模调集舰队，因此帝国借鉴了英吉利人的思路, 为亲近欧洲的商人颁发私掠许可证, 允许他们随意劫夺中国的商船，试图以群狼战术向大安施压, 制造永不能愈合的伤口。
这一招原本相当有用，是拖人进粪坑打滚的绝招之一。可惜, 西班牙人实在是太过于忽视东亚的军事技术进步，以及这种进步的扩散速度了——从理论上说，飞玄真君号等火箭技术由朝廷全权持有，等闲是不能泄漏于私人的；但大安官府的执行力懂的都懂，随着火器的生产线的狂猛扩张，某些看管不严的次品武器也自然而然的散布了出来，并随着贸易扩散到了资产雄厚的海商手里。
正因如此，当兴致勃勃的欧洲海盗闻着腥味围猎过来的时候，他们面对的不是想象中的跳帮作战和冷兵器互殴，而是铺天盖地的劣质火箭。
——总的来说吧，那个残暴的场景还是相当叫人不愉快的。
当然了，在清楚意识到中国武器的扩散情况之前，欧洲商人大概还要碰很多的钉子，遭遇更多残暴的血腥。但无论如何，这点小小的胜利已经足够让中枢欣然喜悦，视为将来对西班牙战争一举获胜的莫大吉兆。而力主对西作战的当今飞玄真君陛下，更被视为是洞见渊深、深谋远虑，眼光迥非常人可及的一代明主了。
朝廷的威望总在于军功。南南北北的战事如此顺利，国内的民生又是平静安定、毫无波澜，内外都是这么的稳妥清和，谁能不真心实意的称赞一句尧天舜日、大安如日中天？即使将来史书工笔，恐怕也只能老老实实承认一句“治世”的——至于什么皇帝骄奢、内外失衡，都只能算是治世背景下若有似无的小瑕疵，其实相当不值一提。
当然啦，在这样可以载入史册的兴旺背景中，偶尔也会有一点不和谐的音符。譬如外务处最近密查上下，就发现京师的市场随着工坊的兴办在迅速扩张，激增的需求极大的刺激了新兴的文娱产业，出版书籍的数量几乎是在翻着倍的增长。巨量的书籍小报话本是泥沙俱下、难以统计，而需求狂猛扩张、大浪淘沙之后，产品的质量居然也出现了微妙的提升——除大量买卖不堪入目的三俗文章之外，市场上竟开始隐秘流传起了某些不可告人的奇特言论、不容于主流的儒学册子；譬如某本署名为“子虚氏”的《四书批注》中，就根据《孟子》“尧舜与人同也”，推论出了“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惊人观点，较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要激烈可怕得多。
所谓“王侯将相”，也不过只是当世的贵戚高官而已；可尧舜却是圣人，是天子，是一言足为万世法的先王——“人人皆可为尧舜”，你是想做什么？
这样危险之至的思想居然在朝廷到处流布，略无阻遏，上下连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要不是翰林学士张太岳到西直门淘换旧书时偶然翻到了一张传单，恐怕中枢内外都还要蒙在鼓里。而等到外务处派人仔细调查，才发现类似的册子早就四散传播、不可控制，所谓散入春风满京城矣。
这样离经叛道、大逆难言的文章，按理说是要上报宫廷，设法重重惩处的。但发现此事的张太岳却是左右为难，犹豫不能决断。毕竟，如今真君在西苑禁闭的时间越来越久，服药修道举止颠倒，外廷已经很难猜测皇帝的心意，各个都有如履薄冰的畏惧，轻易不敢上报；再有，这些新式的传单能够大量印发、迅速散播，多半也是仰仗着从穆国公府扩散出的全新造纸术及印刷术，要是皇帝动怒后查得太细，搞不好就会波及到国公府，乃至直接牵涉世子本人……
于是，长久思考之后，张太岳将详细奏折夹进了一份厚达五百多页的城防修缮报告里，装进盒子中递了上去。
反正现在海内平靖，就算有一点异端邪说，也没什么大碍……吧？
虽然暗自有此侥幸之想，但张太岳心中却总是踟蹰犹豫，牵绕不去。他给京兆尹衙门发了公文，请他们严格管理各地的书坊（当然，以京兆尹的行政能力，这份公文的作用等于放屁）；自己还时常绕道到西城门及京郊的旧书古董市场，设法摸清这些传单的底细。
而事实的发展果然一如预期，在官方的弹压失能之后，地下的出版市场像野火一样蔓延滋生，培育出来的文化产品越来越惊悚恐怖——什么下流猥琐的春宫小黄书只能算开胃小菜了，讨论大安勋贵宗室，乃至直接揭朱家老底的册子都被印刷了出来，泄漏的史料劲爆狂野之至，而且相当一部分直指皇权核心，牵系到了太宗靖难及英宗叫门的大量往事。敏感辛辣得能让人冷汗涔涔；连张学士都难以克当。但其中最为凶狠，最为可怕的，还是那些有关于“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小册子，效力比什么都要狂猛——
在张学士翻到的传单中，这些阐述新式儒学的小册子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迭代。一开始这些文章还相当之精深晦涩，大量的引用《尚书》、《易经》以及上古逸闻，从儒家经纶的角度论证自己的观点；但在两三版之后，传单的内容开始变得简易、直白，夹杂了大量世俗的口语及白话，引用的案例也由三坟五典变为了耳熟能详的简单典故，甚至有《三国》、《水浒》乃至《凡人修仙》的内容……
要是在正统学术领域，这种夹七夹八的搞法简直是粗鄙之至，贻笑大方，足以被正经的儒生轻易开除儒学籍；但在足够敏锐的政治人物看来，这却恰恰是传播者在有意地放下身段，试图扩大影响力，绕开古板的士人阶层，将新式的学说直接扩散到街头巷尾。
辩经伦理还只是学术上的争论，直接将要命的理论大肆扩散，这又是什么行为？
反正这总不会只是想赚点版权费。张太岳思来想去，内不能自安，终于带着搜罗到的一堆最为敏感的地下传单，悄悄找上了穆国公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