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中宵读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参加科举考进士，然后去做官。听范镇如此问，哭笑不得。
想了一想，杜中宵拱手正色道：“回知县相公，学生读书，自然是要参加科举，为朝廷效力。只是自小生活在乡间，欠缺名师教导，不得其门而入，是以作的文粗糙了些。”
范镇笑道：“你不是作文粗糙，而是与朝廷所考格式不合。自圣上亲政，近几次科举策和论比以前看得重了许多，但第一场依然是赋。科举逐场定去留，赋作得不好，那便登第无望了。”
杜中宵连连称是，一副认真学习的样子。
此时科举与后世的考试是不同的，诗、赋、论、策，以及帖经、墨义，不是几场统起来看成绩，而是从赋开始，一道一道向下刷人。如果赋作得不好，其他几项哪怕是满分，多半也是没有机会的，因为考官看过赋后便就刷下去了。考生的赋作得好，科举便就十之八九有谱了。至于最后的帖经墨义，实际上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只要不是特别离谱，错得一塌糊涂，根本就不会计入成绩里。
当今皇帝亲政之后，提升了策和论这种政论文的权重，也只是在看过赋之后，再看策论，然后再定去留，最重要的依然是赋。科举考试的方式，决定了第一场考试的极端重要性。
范镇见杜中宵态度谦恭，暗自点头，从袖中取出一本册子道：“我这里有一本《赋格》，在京城里不算得什么，下面州县却难以买到。你拿回去仔细研习，以后科举，当有助益。”
杜中宵喜出望外，急忙接了过来，连连道谢。
这就是这个年代的考试辅导书，专门针对科举的赋，从句式、用韵等诸多方面，结合范文，进行详细讲解。大宋立国不过六十余年，太宗年间真正把科举作为选拔官员的主要形式的时间更短，科举考的内容又改来改去，一切都不定型。读书人准备科举，实际上无章可循，就是多读书，看各人悟性。针对科考内容的专门辅导书少之又少，很多举子上了考场甚至不知道考什么。
此时京城的省试，每次都有近万考生，录取的进士四五百人，诸科要多一些，总体也不过一成的录取率。单看进士科，比率就更加低。十人二十人中取一人，看起来考中的机会很渺茫，其实不然。这近万赶考的举子当中，大多数都如杜循一般，是去凑数的。那些对考试心中有数，准备充足的，实际成功的机会非常高。这就是发解是按着州军分配名额，但真正考中进士的，主要分布在开封府、河南府和应天府以及福建路、江西路等一些州府的原因。考中的进士越多，积累的经验越丰富，后来的人学习有的放矢，地方优势便就越来越大。而一些很少出进士的地方，登第的举子就真的是天选之才。
《赋格》、《诗格》这类科举参考书，从唐朝便就开始有人整理，但流传不广。也只有开封府那种首善之地，可以方便买到，地方州县根本难得一见。有了这些参考书，只要下死功夫，多读多背，做一篇四平八稳的文章出来并不是难事。
科举第一忌，是不要出韵，不要用禁字，不要有错字，诸如此类，称为杂犯。只要卷子干净，一点错误没有，内容合乎要求便就可以从本州发解。能在科举考试中做出锦绣文章的，无一不是一时的文学大家，杜中宵没有那个野心。他想的就是利用自己前世应试教育的经验，下苦功夫中个进士即可。这便就要求把各种规矩记死，按着要求向里面填四平八稳的句子就好。
由于商业发达，宋朝城市里的识字率是相当高的。但读书识字不代表就可以参加科举，科举是一条专门的学习道路。进士科考的是对朝政时事和经典的理解，以及临时发挥作文章的能力，而更重要的制科考的则是超人的记忆力。
在一些科举气氛不那么浓厚的地区，特别乡下，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其实不多。这个年代考进士，其实不像杜中宵前世想的那么艰难。正是因为如此，杜中宵才敢坚定地走上这条路。
把范镇送的《赋格》小心收好，杜中宵拱手道：“日后学生有不解之处，还请知县相公指教。”
范镇点头：“你若是用心向学，那自然是应该的。”
杜中宵连连道谢。范镇本是蜀人，年轻时得当时的成都知府薛奎知遇，带到京城，一直在馆阁读书多年，颇有名气。直到本届才参加科举，人人都视为状元之才，只是他心高气傲，才把到手的状元拱手让出。这种人物肯指点一番，是多少求也求不来的。
讲过科举的事情，范镇才随口问道：“我听通判官人讲，你有个从酒糟里制酒的法子？”
“不错。小的偶然从一个游方道人那里，学不此法，可以从酒糟中滤出酒来。”
范镇道：“既有此法，现在每天能制多少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