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代以来，人们便把自太原出发北上，经雁门关、马邑、云中至五原塞，然后继续北进，前往龙城的路线称为出征漠北的中道。与沿河西走廊的陇西出发，经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由伊吾前往匈奴右地的西道和沿太行山东麓的中山出发，经渔阳、白檀、辽西、平刚至庐龙塞的东道相比，中道是中原与北部地区的最直接的交通路线。这条道路的行程大致是:沿汾河上游北上，经忻州到达滹沱河上游，然后越过今代县以北不远的雁门关向西北进发，抵达今朔县，从这里继续北进，经平鲁县抵达右玉县即古时的善无，再到云中，翻越白道岭，西行至五原塞。这是一条先秦古道，是黄河中游通往西北地区的交通要道。
大约在公元前 12世纪，商王武丁率军三五千人，在三年的时间内数次对活动在大同及内蒙古一带的土方、鬼方等进行讨伐，“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开辟了商代自西亳(今河南省偃师)北上，经耿(今河南省温县)、鄂(今河南省沁阳)，越太行山抵唐(今山西省太原市)，继续向北的道路。西周时，周武王为了达到“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之目的，在山西地区封有 17个诸侯国以及散居的戎狄部族，这些诸侯国和各部族之间都有大道通向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其中就有自洛(今河南省洛阳市)向北渡黄河，越太行经绛(今山西省翼城、曲沃一带)、黎(今山西高官治、黎城一带)，北达太原，出雁门至鬼方的大道。春秋战国时期，在原道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拓展为北疆大道。赵武灵王(赵襄子)在位时，欲开拓疆土，于公元前 475年，打通了一条横穿中国北部塞内的大通道。即由代郡(今河北省蔚县)出发，途径雁门和云中而抵达五原郡，并从五原出塞至漠北。公元前 296年，赵武灵王“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便是通过这条通道的一部分，即由代县往西，经平城、善无、云中后又沿直道而至咸阳。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这条道路遂成为秦驰道的一段，“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因而，自晋阳北上经马邑而出塞之途更加畅达。公元前 215年，秦“始皇之碣石……巡北边”，便是沿此道而行。秦始皇在最后一次出巡(前 210年)
途中病死于沙丘(今河北省巨鹿县东南)，李斯等人奉柩自井陉(今河北省井陉西北)、石艾(今阳泉)至太原郡，再经娄烦(今宁武)、马邑而抵云中(今内蒙托克托北)，后又辗转运回咸阳，也是途经这条干道。
“全军听令，进驻勾注塞！”知晓匈奴动向后，张懿直接下令道。
马邑—云中干道上的雄关—勾注塞(即雁门关)更是雁门郡战略地位的重中之重。勾注山(也称雁门山，或代山)是吕梁山脉北支云中山向晋东北延伸的部分，东与恒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和忻代盆地之间，海拔 1500米以上，而此山又是断块山，峭拔险峻，增加了山南与山北的隔离性，故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优势。至于“勾注”名称的由来，据《河东记》载，“以山形勾转，水势注流而名”。而雁门一称，据明朝《永乐大典·太原志》载:“代山(即雁门山)高峻，鸟飞不越，中有一缺，其形如门，鸿雁往来……因以名焉。”雁门山间沟谷和山脉缺口既是南北交通的要道，又是历代中原统治者设置边关巨险的军事要冲。
勾注塞便设于“雁门山上，东西山崖峭拔，中有路，盘旋崎岖，绝顶至关”。关塞北拒塞外高原，南屏太原盆地，傍山就险，控扼雁门，是蒙古高原通往中原腹地最短通道上的中转枢纽和必经之地。所以，勾注塞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
秦汉时期没有雁门关一说，时称勾注塞或“雁门险阻”，至北魏建都平城时，重新建关才称雁门关，隋唐时称西陉关，后复名雁门关。至明初，雁门关就已湮灭。我们今天所见的雁门关则是宋代的遗址和明代的遗存，与秦汉时期的雁门关不在同一地方。
秦汉时期的雁门关在今关城西南约 5公里，在今代县白草口乡和太和岭乡之间的分水岭上。
“天下九塞，勾注其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勾注塞就在诸侯争霸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春秋时期，这里是代国的国防要塞。春秋末年，赵国实力强大，赵襄子“欲并代，约与代王遇于勾注之塞”。赵国军队便是突破勾注塞这一军事要地一举歼灭了代国。至战国时期，勾注塞成为赵国防御和进攻北部匈奴的天然屏障和重要军事基地。秦统一六国后，为了防范匈奴南下，派大将蒙恬率兵 30万，从雁门出塞，“北击胡，悉收河南地”，把匈奴赶到阴山以北，并且修筑了长城，派重兵常年驻守勾注一带。
汉王朝经常在勾注屯兵把守，以防匈奴进攻。如文帝后元六年(前 158)，匈奴入上郡、云中，汉以苏意为将军，屯勾注。汉武帝在位期间，为了讨伐匈奴，专门加固勾注塞的防御，在勾注屯兵、垒关、筑险，使之愈发成为形势完固的戍守重地。
只要依雁门之险，阻挡匈奴东进未必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