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美国的第二天一早，我去听本科生的入门基础课。八百人的大课，配了几十个助教，我是其中之一。我们的工作是跟学生一起去听教授讲课，每周给学生上两节辅导课，批改作业和考卷。
在飞机上睡多了，回家后一夜未眠，上课时哈欠连天。幸好坐在最后一排，没人注意到我。我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认真做笔记，边听边琢磨我上辅导课时应该讲些什么。回到办公室后，我立即着手按着课堂上的想法和笔记拟定了辅导课的提纲。
明天上午我即将站在讲台上，面对二十五个学生。第一次啊。一想就紧张。我明白眼下唯一能让我感觉好一点的办法就是做足准备。我细细琢磨提纲，并在每一条下面加注细节。反复过了几遍后，原来的提纲变成了一个六页长的讲稿。我一边读出声，一边修改语法错误。等把讲稿念顺溜后，又开始琢磨应该在哪里停顿，应该提哪些问题，应该留出多长时间给学生思考，应该让他们做哪些练习题，应该如何讲解这些题。快近黄昏时，心里总算有了踏实的感觉。
这时周密发来一条短信，问我旅途是否顺利。我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即回了，“一切都好。意外收获：我原谅我爸了。”
“太好了！既然你能原谅爸，是不是也可以原谅我？”
“我也原谅你了。”
“可以见面吗？”
“这阵子太忙。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我的确已经不再怨恨他，也不再计较他的过错。可原谅不等同于复合。毕竟情侣关系与父女关系不同。我可以平心静气地跟父亲相处，却还无法心无芥蒂地与周密亲热。我心里还有疙瘩。在把那些疙瘩彻底清除干净之前还是不见他的好。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这会儿没工夫跟他解释。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好好准备我的辅导课。更重要的是，那些疙瘩是我的问题，只有我自己才能解决。既然他帮不上我，跟他说又有何益？
人的潜力有多大连自己都不知道。头一次站在满满一屋子人面前，看着二十多双眼睛，我竟然表现得出乎预料地镇定。尽管有些激动和紧张，但我并不害怕。开头几句话说得有点哆嗦，还犯了几个小小的语法错误，但我很快便步入正轨。我大大方方地看着学生，流利地背出事先反复练习过的讲稿，语速适中，没有慌乱，没有忘词。唯一的问题，也是我没料到的，是几个学生提问时我没太听懂。有的人语速太快，有的人说话带有我不熟悉的口音，还有，他们对经济学一无所知，提的问题五花八门天南海北，而且用词极不专业，我平时连听都没听说过，更别说想过了。我反复让他们说了两三遍后才弄明白，紧张得我出了几身汗，回答时也不够简明利落，还结巴了两次。
等学生走光，我拿着板擦一点一点地擦掉白板上的字，长出了一口气，一股轻松感油然而生。尽管瑕疵不少，但总算顺利结束了。学生们对我很尊重，也很友好。下课时，好几个学生都笑着对我说谢谢。我明白那是客气礼貌，但还是开心不止。我给这节课打70分。算不错了，毕竟是第一次嘛。我已经尽力了，能做好的部分都做得不错，没做好的部分是由于能力和经验有限，只能慢慢练习了。
往回走的路上我迎面碰到乔治。我刚喊了一声“乔治，你好”，他立即说这周他太忙，让我下周去找他，然后便急匆匆走了。正好，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教课的事，真没心思管论文的事儿。
走进大楼，我想我应该去跟袁方打个招呼。
他的门开了一条几寸宽的缝儿。我敲了两下，他喊进来。我推开门时，他正站在书架前仰着头伸长胳膊往最高一层放书，嘴里嘀咕着：“这种人，哼。”我有点发懵，下意识地问了一句“什么？”，同时用地上的小木楔把门固定住，保持原来那么大的门缝儿。我走到离他一米远站住。我不喜欢跟人离得太近。他的办公室很大，一米是让我感觉舒服的最近距离了。他跨前一步靠近我，右手手指并拢弯成弧形，垂直立在右嘴角边，头朝左偏靠近我的耳朵，压低声音说：“我刚刚面试了一个job didate。我问他有没有做过学刊的审稿人，你猜他怎么说？”他嘴里的热气喷到我脸上，幸好没有口臭。
“是那个男的还是女的？”我故意把声音挑高了一点，一边做出坦然的神态，一边退后了一步。我不喜欢他神神秘秘的样子。尽管门留了一道缝儿，但外面的人如果不是趴在门上根本听不清里面的对话，小点声说就行了，哪里用得着耳语？还把嘴挡上？况且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要是真的怕别人听到，干脆别说好了。我对别人的秘密没兴趣。
这几天系里跟走马灯似的热闹。今年有两个教授职位空缺，系里收到一千多份申请，经过招募委员会的筛选和年会上的面试，最后邀请八位候选人来系里做最后一轮面试。他们要跟教授、系主任和院长一对一地面谈，要做学术报告，还要跟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别座谈。今天一下子就来了两位，一男一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