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才来两年半。独立需要一段时间，挖掘创造力也需要时间呀。”
“时间解决不了创造力的问题。我以前做模型，只是在巧妙地走老路而已，论文的卖点都是其他合作者的新奇想法。现在我希望能做出有创意的新模型来，或按着自己的兴趣做些新东西出来，却找不到突破口，总是在老圈子里兜来兜去。”
她语气中流露出无奈和沮丧，这熟悉的感觉触动了我的某根神经，刺激我更加迫切地想要安慰她，或者应该说，是安慰我自己，“会有突破的。我一年级上微经课时感到特别吃力，好多次都觉得神经被抻拉到了极限，这不也挺过来了嘛。自己以为到了极限，坚持一下，就会发现那不是极限。真正的极限比预想的要远。”
“能被超越的极限不是极限。真正的极限是突不破的。”
“怎么知道真正的极限在哪里呢？”
“经过多次努力都闯不过去，就到极限了。”
“怎么知道努力的次数够多了呢？一千次不行，也许一千零一次就过去了呢。咱们小时候不总说，愚公移山，滴水穿石，铁杵能磨成绣花针吗？”
她苦笑道：“天赋有高低，不是靠勤奋努力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直到最近才想明白。承认这一点挺痛苦的，但这是事实。”
她的苦闷传染了我。未来我恐怕也要面临同样的压力。这两年来我心底滋生出想当教授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倒不是我有多么热爱经济学，或者多么热爱研究和教学，而是这类工作最适合我怪僻的个性。教授可以自由地选择研究课题和教学内容，这份自由对于我这个不喜欢受人管制讨厌被人呼来唤去的人来说太有吸引力了，更何况，在校园里，我可以不在意穿着打扮，不必强求自己要如何待人处事，不必委屈自己去阿谀奉承拍马屁。不过，我也明白，我不能只要这个工作的好，而低估它的艰辛。同学们经常调侃学术圈 publish or perish。当助教授的压力肯定比当学生时大多了。到那时候我能挺住吗？
空姐推着饮料车过来，我要了杯橙汁，沈昕要了杯水。
“嘎嘎，就是我儿子，”她的语气轻松起来，眉目舒展，“每次坐飞机都要可乐。他平时喝不到，就不肯放弃飞机上的机会。反正只是偶尔为之，我睁一眼闭一眼不管他。为了喝可乐，他总惦记着要坐飞机。”
“他叫嘎嘎？”
“他刚开始学说话，吐字不清楚，把自己叫成嘎嘎，我们也就跟着这么叫了。”
“他多大？”
“三岁。”
“你这么忙，嘎嘎平时都是爸爸带吗？”
“他爸爸在bj工作，每年只能回来几次，不过我们寒假和暑假都会回国去住。今年例外，我要来开这个会，他爸爸就过来了。平时嘎嘎去幼儿园。我忙不开时，会请人看他。可惜我陪他的时间太少了。”
我一时语塞。我想问，你先生是海归啊？你们两地分居，那不是挺危险的？你不担心不害怕吗？这样的婚姻怎么能维系呢？我也想说，你太不容易了，一个人带个小孩，还要做压力这么大的工作。但我把所有涌到嘴边的问题和想法都硬生生地憋了回去。犹豫了一下，我说：“哦，尽管你们离得远，但好在咱们寒暑假都长，加起来差不多五个月呢。”我很满意自己可以讲出点委婉的话来。
笑意在她眼中闪过，很明显她看穿了我欲言又止后面的心思。我觉得尴尬，脸有些发烧，心里暗暗骂自己，笨死了，想说句委婉话还弄得那么生硬，真丢人啊。
幸好她及时换了话题：“听说你上个学期休学回国照顾母亲去了。她现在怎么样？”
原来她早知道我的。
“肺癌，七月初过世了。”
她叹了一口气，“我懂得那是怎样的绝望和无助。”
“谢谢。”
“我初二时，爸爸得了脑癌，治疗一年后去世了。”
四目相望，我的眼里一下子溢满泪水，她的眼睛也蒙上了一层雾。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刹那间被无限地拉近了。我们感受到了彼此内心深深的痛。同样的痛。共鸣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它一下子轰开了我心里的一堵墙。猛然间我有了倾诉的愿望。
我跟她讲起妈妈治病的过程、我的哀伤和迷茫。系里有不少中国同学，可对于顺风顺水一路读书出来的他们来说，我的经历过于复杂，他们怎么可能有耐心听我倾诉？又怎么可能理解我的痛苦？跟美国同学更没法说，除了经历不同，还有文化和语言隔阂。而此时我感觉跟沈昕诉说是那么自然的事儿。她静静地听着，时而插问一句，时而附和一句，多数时候，她只是看着我，把她的同情和理解默默地传递给我。我一向抗拒别人的同情，觉得那是毁我尊严的事。但她的同情不一样。那不是肤浅的客气应酬，更不是高高在上的恩赐与施舍。她的同情是真诚的，是源于同理心的情感回应，是让我感到可以欣然接受的心灵抚慰。
飞机抵达新奥尔良后，我们到酒店办好入住手续，各自回房间放好行李，然后结伴去逛街。我俩一边慢悠悠地走，一边闲聊，在不同的话题间随意跳来跳去：系里的八卦、bj的风俗，嘎嘎的趣事、旅游中的见闻。原来和女性朋友在一起可以如此轻松愉快。这个感觉真新鲜、真美、真奇特。对我来说，真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