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蝎之人，豺狼心性，谁知你们作何打算。”老儿脑袋一扭，倔强说道。
丁寿被骂得一点脾气没有，戏谑道：“我说涂老前辈，咱们也算有过数面之缘，你觉得丁某为人如何？”
“初次见面时还有几分敬老之心，牡丹园中仗义出手，也可见赤子心性，不过近墨者黑，如今怕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涂大勇看着丁寿眼神满是不屑鄙夷。
二爷被气乐了，“好，厂卫都不是好东西，那你们丐帮呢？”向斜上方一拱手，道：“国朝自太祖起，历代君王皆以恤民安邦为任，养济院收养孤老，纵是边镇亦蒙其泽；火房粥厂煮饭施贫，赈济流民；惠民药局诊病开药，分文不取；漏泽园安葬无家枯骨，死者与棺……”
丁寿直视涂大勇，森然道：“孤老有养，贫者得食，病者有医，死后得葬，如此种种，皆为百姓安居，反观你丐帮众人啸聚成群，游手好闲，与市井泼皮何异，不独滋生事端，为百姓守臣所恶，又有何面目指摘朝廷？”
这番话丁二爷是言之有据，朱元璋是被蒙元逼得过不下去才造反的，一家八口一次灾荒就没了一半，当了皇帝以后恨贪官的同时，真心实意的关心百姓疾苦，在前宋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官办福利，大明朝除了前面那些政策，还有个“居者有其屋”的美好愿望，可这“福利分房”的政策贯彻下去难度太大，大明国祚初立，实在没那财力，不过由他一手建立的荒政体系却在子孙后代中一直完善，即便现代社会制度下也有可取之处。每逢灾年，这些史书上的大明王八蛋皇帝们便承袭祖制，都把救荒作为重要政务，连被批怠政的二位皇帝，我大清编纂的《明史》中也不得不承认“世宗、神宗于民事略矣，而荒疏至，必赐蠲赈，不敢违祖制也”。
闻听丁寿之言，涂大勇嗤笑一声，“丁小子真是不食人间烟火，皇帝老儿那些旨意落到地方还有几成，恐怕天知道，而且老天爷不开眼，地面上水旱蝗灾不断，我们这些没爹没娘的苦哈哈不聚在一起，岂不都成了路边倒卧。”
丁寿默然，老叫化说的也是实情，大明朝流年不利，二百七十六年国祚天灾不绝，共计有一千余次，公元1500年之后，小冰河期气候影响加重，更是“无岁不告灾伤，一灾动连数省”，凭着明朝市民阶层的兴起，城市化大发展，都城大邑内无论是讨生活还是舍饭施粥，都要比乡野间容易生存，一逢灾年，流民乞丐便纷纷进城乞讨，皇城东安门夹道都有被乞丐堵住的时候。
沉思片刻，丁寿又开言道：“即便如此，朝廷对受灾流民并非置之不问，只要愿归本籍，赐田十五亩，赠耕牛稻种，安家之需亦足矣。”这是朝廷法度，只要国有余力，便会监督执行，现而今还不是明后期财政匮乏，要依靠地方士绅的“同善会”帮着救济贫民的时候，官府救济力度尚可。
多说一句明后期盛行的“同善会”，与官办的“养济院”不同之处在于救济标准，养济院针对本地籍贯，无人收养的鳏寡孤独疾废之人都予救济，若是外地流民多了也可破例，同善会执行的则是会员制度，听着很高端，就是新人入会必须会员作保，于是一个辅助官方救济的组织就同提供钱粮的本地士绅绑在了一起，晓得东林复社抗起税来为何一呼百应了吧，大明朝对年收入四十两以下是免税的，碍不着平民百姓和小商小贩的事，可架不住吃人嘴短啊。
“乞丐做三年，神仙也不换。”涂大勇懒洋洋地伸了伸腰，“自由自在惯了，自然不愿再受约束。”
“成群结队，招摇过市，岂不滋扰地方，祸害乡邻，令地方有司为难？”丁寿斜睨对方道。
大明治下乞丐数量是纳入地方官政绩考评的，西班牙使者拉达说在中国城市见不到乞丐有可能是真的，要是摊上太祖太宗的时候，地方官因为街面上有乞丐不得收养还要挨板子。
同样英国马戛尔尼笔下看到遍地乞丐也八成不假，不说那掺了多少水的“乾隆盛世”，就制度而言，我大清对乞丐流民的管理走的也是另一个套路——合法化，直接给这帮子头封官，把乞丐纳入地方保甲，成了乞丐便世代不易，再没有大明朝今天是流民乞讨，改日未必不是纳粮顺民的机会，养济院也没了明朝时的高福利待遇，与前朝赖在养济院蹭吃蹭喝不走相比，在大清进养济院是比打板子还有效的惩治办法，清人也不再同明人一样对乞丐尚抱有怜悯之心，按照清末徐珂之女的想法，乞丐这些社会毒瘤都该被洪水、瘟疫这些天灾给收喽。
不过大清朝虽说执行了这制度，最早提出这办法的却是东林元老高攀龙，这帮标榜仁义道德的读书人也许是想弥补蒙元时期被列为“臭老九”的心理创伤，孜孜矻矻为天下人等分类，毫不客气的将乞丐列入“无耻”行列，高攀龙便是想颁发“火烙印牌”，将乞丐纳入乡约保甲，可惜壮志未酬，这位“入云龙”就被九千岁玩死了，遗愿只得由摘了桃子的大清圣祖仁君们一一完成。
当然这都是另一个时空的后话，此时的涂大勇可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帮中弟子游侠四方，惩恶扬善，虽偶有叨扰四邻之举，谈何祸害地方，休要危言耸听。”涂大勇不满说道。
丁寿冷笑一声，总算聊到正题了，轻轻击掌，“把人带进来。”
注：蜡烛寺真的建于正德元年，与旙竿寺并称东西舍饭寺，正德年间安排内官管理，这帮内监或许有从中上下其手的，但记载中悲天悯人照顾贫弱的也有不少，漏泽园的位置明代地图上没查到，看过一篇论文是在崇文门外。